• 作者:老田

    早期的改革依据,根据改革派精英们的说法,是要解决劳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劳动者包括管理者的劳动投入意愿,以此去推动经济发展。那个时候,精英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说机关和工厂的里工作状况极为糟糕,精英们特别注重宣传效果,编了个顺口溜“一张报纸一支烟,一杯茶叶混半天。”劳动积极性差到这个程度,不改革是不行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顺口溜不假,当官的确实不行。

    改革一下来,老百姓就傻了眼,本来这个顺口溜说的都是当官的不行,他们整天不干活在那里混日子,要改革也只能是从破坏当官的饭碗稳定性,把他们的收入和饭碗作为管理手段进行改革,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所有的精英们都论证说,为了改善当官的积极性,只能是从降低老百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着眼,要从砸破“三铁”开始,把工人的铁工资、铁饭碗和铁福利去掉。这个改革在朱镕基手上最后完成,工人的感受也很清楚“住房改革是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两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至于“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政策,那就更不用讲了,有些工人甚至很激愤地说:朱镕基的政策是右派上台后对工人阶级搞阶级报复。工人的头脑很简单,看起来觉悟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小右派们可不是这样。

    对于这一轮改革的后果,精英们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说历史进步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支付成本。一个省报的副总编曾经对我说过,他基本上能够看到几乎全部的党内文件,改革二十多年来没有一个文件是有利于工人农民利益的。对于这些,精英们不太在乎,毕竟工人农民得到的利益和福利太多,就意味着减少了自身发家致富的空间,代价嘛最好是工人农民承担。基本上,这是精英们特别是知识精英全盘支持改革的基础。

    但是朱镕基的改革,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深入。这个改革不仅变得对工人农民不利,逐渐地对精英们特别是候补精英们的损害非常大,一个住房产业化政策,今天已经在大中城市里排除了“高级白领”购买住房的可能。一边是改革深化,产生了几千几百个亿万富翁,一边是白领购买住房逐渐地成为白日梦。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房地产价格,逐渐地超出白领的购买能力水平,这一部分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了。甚至可以说,高价住房实质上就是损害并排斥白领的,因为普通的工人农民反正认命了,也不做指望了,只有那些白领还在购房的道路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奋力爬行,许多人不得不哀叹:自己一辈子要为银行和地产富豪打工了。可以这么说,住房产业化和高价政策,受损害最大的就是白领阶层。工人农民已经负完了他们“应该承担”的改革代价和成本了,改革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在轮到白领和小资来支付改革成本了。

    这个时候,白领们开始逐渐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真面目了。市场经济宣布在“购买力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的学说宣称“一切都是竞争决定的”,失败者是因为自己素质还不行。为了自己的面子大多数白领,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素质低”,也宣称自己是支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但是,自己的衣食住行条件无法很好解决,已经是日夜纠缠自己脑筋的一个铁的事实,为此白领们发起了一个“揪坏人”运动,睁大眼睛满世界找坏人,看究竟是谁妨碍了自己致富?因为市场的逻辑被定位为公平竞争,承认在市场上失败等价于承认自己无能,躲在市场背后的那些“地产大鳄”,白领显然就不能把他们当成为坏人,坏人只能是在“非市场领域”去寻找,最后大家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作为地产大鳄的政治后台的贪官或者政府。

    白领和小资们到处找敌人,敌人阵营也由此延伸开去,一直层层向上揪根子,最后共产党、毛泽东、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法国革命,都成为白领们的敌人。于是,网络上到处都是“三反份子”――极端仇视和痛恨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群体,关天茶舍和凯迪网络上面的小右派言论,真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我个人认为小右派的不满很正当,特别是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更是不公正制度安排的纯粹受害者,他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往往遭遇到“几年工作经验”“良好社会关系”等在学校里无法实现的条件,这意味着大学生们在资本的权力面前的极端弱势地位――资本要求他们自己承担自己难以承担的高成本,“工作经验”条件是要求大学生自己承担全部学习和实践成本,在进入工作单位之前就具备全部工作所需要的素质,而“良好社会关系”等价于要大学生在就业之先就具备“低成本地与顾客或政府进行交易”的关系网条件;这样的非分要求和高成本支付,实际上超出了多数教育体系和个人努力所能达到的限度,这样高的条件只可能限于权贵家庭的代代遗传。

    小右派憎恨政治权力这个对象,我也认为有正当性,毕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的定位主要是借助政治权力来实现的。对于青年人产生如此根本性排斥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指望资本或者经济权力来作调整,只能是政治权力的职能范围。这就印证了一个古老的规范:政治权力必须面对社会矛盾,如果不能成功地调处社会矛盾,政权就肯定要损失合法性。问题仅仅在于:小右派们在自己遭排斥的时候还拥护新自由主义,学着强势群体的腔调要求政府退出市场。小右派们对政府的极端不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体现,是社会分配条件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绪反应;但是小右派们偏爱把自己装扮成为某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代言人,一如既往地否定任何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歌颂放任强势群体的竞争制度,这就与工人们的政治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个人一贯认为小右派都是些“学雷锋标兵”,他们反对任何可以解决自身问题的社会制度,并强烈地支持只有极少数精英收益的竞争性社会制度。他们不愿意承认只要是竞争社会,任何形式的制度安排都只是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而在外围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制度下,被排斥的对象尤其广泛,在中国的今天白领和小资也已经成为被竞争性制度排斥的对象群体了,即便是到自己成为被排斥对象的时候,小右派们仍然拒绝觉悟。

    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人均资源太少,如果适用一种竞争性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的现实中间就不可能不是“法西斯的”,因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其资源分配关系极度紧张,这意味着少数人实现富裕发达的前提是排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拒绝某种社会主义道路和以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制度安排,选择竞争性的社会制度,那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来给社会关系定位的一切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运用和实施上都必然要表现出对多数人的排斥性质。这和沃勒斯坦的判断非常一致:“好的”和规范的资本主义只可能出现在中心地区,优渥的资源条件足以供奉一个很大的精英群体,而外围资本主义必然伴随着各种形式“超经济强制”和排斥精英的候补队伍。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在外围地区的资源分配紧张前提下,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规则起作用,就无法有效排斥多数人的利益并为少数人聚敛起足够的财富份额,因此竞争性社会的权力运用方式,与市场规则乃至一切规则无关,而仅仅与掌握权力的精英集团所要聚敛的财富份额顺利实现有关。如果没有超经济强制就无法为少数人聚敛足够的财富,那么超经济强制就必然要被选择。

    小右派们成为“三反份子”,坚决否定合作的社会制度安排,希望在规范的竞争体系里自己递补为精英,但是在中国的现实里精英的队伍很小,替补机会不多,少量的替补机会又被各种权贵垄断,结果小右派们感到非常憋气,更加找到“揪坏人”的证据。估计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小右派们还会坚持在自己也成为“被剥夺者”的同时,继续在理论上信奉和推崇“少数人发财致富就是好”的竞争意识形态。如果小右派们和工人一样头脑简单,动不动就上升到阶级层面看问题,估计中国那帮子精英的快活日子就没有几天了,好在小右派们拒绝觉悟,下定决心继续做“三反份子”,这可真是精英们的大幸。说不定有的精英还指望借助小右派的力量来搞一场颜色革命,把政权完全夺到自己手里,把中国建设成为俄罗斯那样的富人天堂。

    精英们有理由讨厌工人农民,他们更有理由喜欢小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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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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