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质民主的前提是破除精英专制所依托的力量优势――兼谈平民阶层的组织成本困境与先锋党的历史角色
      
      作者:老田
      
      精英们否定阶级分析法,否定阶级斗争的实际存在,他们更反感先锋党理论和实践,目的在于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识,妨碍平民阶层意志和力量的凝聚,防止出现政治上的真正竞争和力量均衡,借以实现低成本剥夺和压迫。事实上,精英们用各种“超阶级叙事”包装起来的叙述背后,隐含着竞争社会的一个根本奥秘。
      
      老田曾经反复宣传过“有组织的少数总是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是历史演进的铁律,精英们的优势向来不在道义上,不在能耐上,不在贡献上,他们的全部优势在于这些人能够成功地组织起来,是比多数人更能够组织起来,以凝聚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去瓦解多数人的组织意愿和意志,最终的优势就是建立在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差距上。一盘散沙的平民,尽可以在道义上、能耐上、贡献上超越精英阶层无数,但最终还得接受精英们的统治和奴役,历史的全部奥秘尽在于此。
      
      在番邦的程序民主和海选制度下,虽然有着“一人一票”的形式上的平等,但是有组织的少数也总是能够胜过难以组织起来的多数,西方的财政赤字难以解决就是因为利益集团意志压倒了占绝对多数的纳税人意志的体现,这一点布坎南有很精辟的分析和研究。而少数精英和多数平民在捍卫自身整体利益的行动上,在承担成本和取得收益方面的对比中间,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少数人可以在捍卫集团利益中间,取得更多的收益也因此愿意承担更多的成本,因此这个少数就通常采取有效的行动去争取共同利益,也往往能够吸引其他同道一起行动,这是精英们的优势和组织纪律性的根源所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就是专门分析这个问题的。
      
      与精英们总是乐于捍卫他们的集体利益相反,平民的共同利益非常分散,每个受益人可以预期的单独收益与他要付出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多数人对整体利益采取消极态度而不是积极行动。也因为平民阶层的人数众多,要组织起来的成本和管理要求很高,统一行动良非易事,这也加大了集体行动的成功风险,使得收益变得难以预期,削弱他们积极行动的意向。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平民阶层的整体利益变得没有多数人关心和捍卫,这是精英们千百年来优势稳定的根本性原因。特别是精英们又把持着“话语权”,往往把捍卫平民阶层利益的行为定义为“造反”或者其他“十恶不赦”的大罪名,给予最高可能的惩罚甚至达到“株连九族”这样的极端程度,以加大平民个人为集体利益行动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企图把危险消弥在无形状态并把反抗扼杀在头脑中间。毛泽东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原理。千百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马克思把这个案翻过来了,这是一大功绩。”
      
      平民阶层在组织成本方面的门槛要求太高,同时精英们又千方百计地加大平民奋斗的个人成本和风险,因此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数千年历史中间,少数人得以控制和奴役多数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重复。如果平民阶层能够组织起来,仅仅因为平民对精英在人数上的极大优势,就足以抵消精英们的一切文化、技术优势,胜利一定属于平民阶层。因此,平民阶层的觉悟、反抗和组织行为,一定会为精英们所仇视、憎恶和反对,一切有利于平民阶层觉悟和反抗的理论和学说,无不受精英们的切齿痛恨和彻底妖魔化。
      
      平民阶层要组织起来,就需要一部分人愿意舍弃一切,去承担把平民阶层组织和动员起来的成本和风险,非此不足以凝聚平民阶层的意志、力量和把握对精英阶层竞争的优势。这实际上就是先锋党理论的基础:平民阶层的组织成本由那些愿意主动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人来承担。平民阶层的整体利益和对精英阶层的竞争胜利,最后要依赖于先锋党群体的引导和觉悟。毛泽东的全部理论努力,就是在革命时代解决平民阶层的组织、动员和激励乃至后来的管理问题的。
      
      正如我们所知,平民阶层的优点在于人多势众,缺点在于组织和整合成本极高。就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看,要实现平民阶层的高度整合,有效凝聚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并形成对精英阶层的优势,最终要靠一个外在的革命形势在这个革命形势下,平民阶层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使得生存变得极为艰难,这样就出现老子所称“哀兵奋起”的形势。哀兵的条件有二:一是造反和革命的风险和成本接近于零、二是平民看到个人努力的路径不通需要进行集体努力;在这个形势下,就会大量涌现为平民阶层整体利益而承担成本的人,同时进行集体努力也已经成为多数平民的共识所以整合成本急剧下降,这样平民阶层就能够形成非常有效的意志和力量整合。平民阶层完成力量整合的条件,总是由精英阶层造成的,按照老子的说法是精英们违背了“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原则的结果,精英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总是要脑得平民无法安居乐业,最后起而造反;而孟子的说法就更清晰了,他说“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无例外,老百姓造反都是被统治精英的暴政逼上梁山的。这一切也印证了孔夫子的预见“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只要精英们把老百姓逼得没有获得,接下来肯定就是精英们自己要完蛋;这一句话算毛泽东的翻译最为贴切: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毛泽东与孔夫子唯一不同的是:孔夫子是对精英们讲话劝他们不要走极端,走极端没有好果子吃,而毛泽东是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讲话去告诫精英们。
      
      毛泽东在九大上说“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占着,所以进城是好事;进城吧,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这句话非常沉痛和深刻,事态的演变也正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时代,共产党人多数都是那些愿意主动承担平民阶层组织成本的人,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来为平民阶层谋利益的,在事实上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很好的,群众路线能够得到大多数干部的自觉遵守,党与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高度一致。
      
      但是进城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了,许多干部开始贪图个人的升迁荣辱乃至一己之私,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群众利益之上,甚至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怀着“打天下是为了坐天下”的心态入党的,最典型的就是李锐这些人。很多官员和李锐一样,凡是有利于他当官上台的就是好,不利于他当官做老爷的就是错,威胁到他的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就是犯罪,他们看问题的是非标准就是这个,所以李锐评价毛泽东的三句话是“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在他义愤词严地声讨毛泽东的时候,很不经意间深刻地暴露了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诉求。李锐不是代表个人在说话的,而是代表着共产党进城后党内那些想要“当官做老爷”的整个群体在讲话的,这些人现在代替了蒋介石那一波,他们现实是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精英阶层,他们本能的诉求就是要把整个社会的分配规则进行更改,按照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工作最小化、风险最小化的方向去落实。有人讽刺这些人:“打倒旧贵族是想自己当贵族,打倒旧地主是想自己当地主”。和李锐一样的倾向,在党内逐步滋长,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开始明确觉察到党内这样一股暗流,在一九六二年毛泽东知道这群人的意志和力量,开始重提阶级斗争要老百姓不要迷信那帮子精英们,在文革前的二十三条中间这帮子人被毛泽东定义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群体在文革初期,高度协调一致地打击群众运动,按照刘少奇“排除干扰”“抓游鱼”的指示,把大中学校敢于给领导和工作组提意见的师生打成“反革命”或者“右派”,这一行为符合千百年来精英阶层的主流操作模式:给那些威胁自身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者强加极高的政治风险和成本,非此不足以遏制平民阶层的组织和力量凝聚势头,这个反应以及行为模式是精英阶层的共识和全部历史经验。今天精英们把持的文革叙述重复着三个核心论点:平民起而质疑官僚精英群体的控制权只能是错误和有害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向官僚精英群体不利于管理成本最小化所以是“极左”要为文革中间的迫害事件负总责、因此文革期间真正迫害群众的强势群体可以免责。知识精英们就是这样与李锐为代表的群体利益保持了高度一致,从而得到政治上的支持。
      
      一九六六年刘少奇批转北大的简报说有些人耍流氓,这个论证手法也是千古不变的:除了精英阶层的统治之外只能是混乱和无序,脱离工作指导的平民阶层控制权只能是带来混乱无序和流氓行为,所以只能是精英们垄断一切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在这样的论证方式背后,隐藏的是精英阶层要垄断一切控制权的意志和愿望,论据也从来不在其他方面寻找,千百年来都是重复平民阶层不会治国不会执政,他们主导国家只能带来混乱无序和人权受损,文革结束时那些“造反派”就是戴着“打砸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等罪名锒铛入狱的。毛泽东向来宣称“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没有那么回事。” 精英们宣传除了他们社会将陷入混乱和无序,精英们的论据是除了精英阶层就没有足以主导国家的健康力量,在处置方式上对那些带头质疑精英阶层优势地位的群体总是从严惩处决不宽待,要给予极高的个人成本,这完全服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进行群体竞争的行为规范。刘少奇批发的简报,精英们的文革叙述,乃至今天那些回忆,都是在反复不断地重复这两大关键要点。
      
      毛泽东在文革前提出“五不怕的精神”,在文革期间又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要求“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作组织,应能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战斗组织。”这些都是反复重申作为平民阶层组织者所需要的个人条件:关键是他们必须要有为平民阶层利益的实现有所担当和牺牲的思想准备。这是平民阶层的觉悟条件(通常情况下是不觉悟的)和集体行动(多数人对于整体利益受损害总是持消极态度)的结果,因此个人必须为本阶级有所担当,否则平民阶层的整体利益难以保护,这是毛泽东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认知的体现,毛泽东从不在政治上抱任何幻想。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指的就是那些真正走出精英主义藩篱的个人所能够实现的真正超脱。因为有了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才在历史上首次表现出超出了执政精英集团本身的阶级利益局限。因为毛泽东长期主导共产党的努力方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只有共产党是唯一的最接近“先锋党”理论的政党。在未来的人类历史长河中间,毛泽东晚年的这一份实践成就,虽然备受中国的精英们所痛恨,唯其如此,才凸现出毛泽东晚年思想对平民阶层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对精英阶层利益构成“真正竞争”的思想价值。
      
      而农民对于自身在政治上无法筹集足够的组织成本这一事实,也有很深刻的历史经验,作为成本困境的清醒认识的把握,千百年来农民总是在那里指望“好官好皇帝”,这是在个人无法承担政治成本的困境下指望问题自行解决。孔夫子的言说,基本上是反应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成本困境的,所以在操作上他就倾向于要求精英们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要走极端。今天治国那些西化派人士,自以为比孔夫子高明的地方,恰恰是他们无知和愚蠢之处,孔夫子知道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激化关键在精英阶层的极端行为,同时孔夫子还很清楚通常状况下平民阶层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只有在最后的阶段才有可能,因此精英们优势地位的威胁恰恰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一致,就是不要过分侵害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
      
      先锋党的存在,实际上与平民阶层的组织成本困境紧密相关,没有一个愿意为平民阶层利益承担组织成本的政党组织,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凝聚都是通常无法解决的,而精英阶层走极端就成为可能,社会矛盾激化和积累就一定不可避免。为此,需要一个先锋党去组织平民阶层的力量,在政治上与精英阶层的优势进行平衡,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革命才可能避免。而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客观上要求平民阶层一定程度的觉悟,要求平民阶层关注整体利益,关注精英阶层走极端的倾向,不随时造就这些基础条件,先锋党将成为孤立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缺乏同群众血肉相连的联系。毛泽东时代对阶级斗争的宣传,在话语的选择方面确实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但是这是告诉老百姓那些精英们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是靠不住的,群众必须自己起来占领上层建筑,夺取政治上的领导权,非此就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这实际上也是造就先锋党的社会主观条件。先锋党不是为了工人和农民自己,也是为了精英们的长远利益,避免他们被周期性的革命所清算,避免“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再三重演。
      
      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不仅意味着凝聚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在政治上去平衡精英们的优势,同时也是避免精英阶层的长远利益稳定实现,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重温一句毛主席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也只能作为先锋党去代表和体现平民阶层的意志。而精英们的长远利益,则要在先锋党通过凝聚平民阶层力量去平衡精英们的优势,避免他们走极端从而损害他们的长远利益中间去“自然实现”。避免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作为先锋党去凝聚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以此实现两大对垒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保障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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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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