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编辑毛主席著作的几点建议(草稿,供讨论)

    作者:老田

    由民间来整理出版毛泽东全集,确实不太现实,关键在于建国后的很多文献都仍然处于受封锁状态。但是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还是可能的。首先是在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曾经编辑三百多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出版物中间大量都是建国之后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在时间段上涵盖了1957年之后至1967年,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道路方面的重要举措“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都逐步地提出并明晰化了,而这些内容都是官方出版物所竭力掩盖和歪曲的。在国内的文物市场上,或者海外的图书馆里都能够找到,把这一部分内容加上去,就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面貌。

    由于网络能够联系大量的同志,对这些编选工作可以群策群力来进行。我个人认为只要是进行适当的努力,能够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一、 我提议要有适当的编选标准

    我个人看法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的思想,主要是联系着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战略――三面红旗,以及在政治上注意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这可以称为毛泽东主义的两条腿。三面红旗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建设模式之外的战略选择以及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而继续革命则反应社会主义的一个结构性障碍――精英阶层总是有背叛平民阶层利益的冲动。毛泽东关于三面红旗的部分关键文献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间,有些收录,但是1957年之后的文献就很少了,或者是即便是出版了,也遭到非常严重的删改,例如《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的编选者所做的那样。

    所以,如果要做进一步的编选工作,需要拿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间的关键文献进行补充,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地反应毛泽东在决策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路线上的思想演进。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重点。

    同时,我还推荐第二个编选重点是回应“非毛化专家”们的各种诬蔑。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许多精英们就总是说毛泽东多么维护斯大林,多么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斯大林,因此去重新组织权力和接班人。但是已经看到的文献,包括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吴冷西的回忆录,都说明在共产党高层毛泽东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走的最远,而且总是作为倡导者出现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重大问题,在非毛化时期邓小平任用的四大非毛化干将是胡乔木、李锐、杜润生、于光远。底下邓家还豢养了一批精英,这些人的名单可以在邓朴方当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丛书》的编委名单中间查到。四大非毛化干将不方便说的话,就由这些精英们通过“学术研究”的名义来说,他们是互为崎角之势,相互支撑,一支为“正兵”以胡李杜于为首,大体上是在《六二七决议》的框架里说话,另一支为“奇兵”,通过伤痕文学、学术研究、西方学术引进等方式来说话。

    这些人成功地颠倒了一些是非,主要有:共产党内的民主风气是如何败坏的?苏晓康等人通过《乌托邦祭》说是因为彭德怀被毛泽东打倒所以从此没有人敢于说话了,这也是按照邓小平的一句话去演绎出来的,实际情况是1953年陶铸赵紫阳在广东搞反对地方主义小集团之后,党内出现一片恐怖气氛的,在1959年刘邓等人大搞反右倾之后达于极致。文革期间张体学作检讨的时候,就说自己就是因为害怕戴“地方主义”的帽子,所以才长期不敢批评王任重的错误。严家其按照于光远吩咐所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颠覆文革是非的一部力作,因为在很长时间内是唯一的文革读物,因此塑造了年轻一代的文革印象。

    还有就是精英们说毛泽东特别有志于“与赫鲁晓夫争着做世界革命”的领袖,这个也需要提供证据。为此编选工作,还不能仅仅限于毛泽东的著作本身,需要有一些引导性的概述之类,帮助人们进行识别。当然这不是为了给毛泽东作辩护,实际上毛泽东永远不可能成为被告,倒是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无论是动机、目的还是后果上,都眼看要成为被告了。所以,编选的目的要着眼于“以我为主”,在提供与精英们不同证据的地方,实际上还是要把握这样一个界限:不是为毛泽东辩护,而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出路,与那些妖魔化者丢下的垃圾扫清,帮助人们提供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反驳的目的不是辩护而是理清错误认识。

    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要竭力发掘刘少奇等人的讲话和资料,作为毛泽东讲话的背景资料,如果没有其他领导人的主张和讲话来与毛泽东讲话的对照。精英们就是通过封锁其他人的发疯讲话,单单突出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泼冷水”讲话,把其中有些欠妥的只言片字突出出来,说就是毛泽东要为“浮夸风负责”。

    还有一个很好的线索是,在毛泽东临近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对新中国的建设思路分歧的总结是重要的,他说“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他在1956年的讲话中间说1953年财经会议“高层资本主义空气浓厚”发言中间“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如果能够搜集到这些发言,就特别有价值,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讲话的具体针对性。

    二、 文献挖掘

    如果要进行编辑工作,就不可忽视毛泽东在建国后关于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方面的文献。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大量内部讲话和文献资料,后来都成了秘密,其实这是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有价值的文献。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演进和展开,都是体现在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之后与“领导集体”发生重大分歧之后的事情,这些文献中间的有价值思想,在停止出版毛选之后都深深锁在档案库里面,不见天日。非毛化时期的精英们,仗着他们对这些主要文献的垄断,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披露和解读,为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在社科院讲演的时候,还说不方便披露,并说保密不是因为有损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一些其他的人,他还说到一些人现在还活着,所以不好办。

    非毛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把新中国建设中间的问题,都说成是决策错误,要有路线的制定者和坚持者毛泽东负责,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毛泽东的讲话,引导人们形成错误的印象,最为可笑的是在中央批准出版的“权威党史”里面,人为地制造原本不存在的“毛泽东错误”和“刘少奇正确”的对比,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刘少奇主张不把反右倾传达到基层,这个党史中间说“刘少奇当时没有提出来”,根本没有的东西还拿出来进行对照叙述,你说可笑不可笑。其实这是非毛化人士的一贯伎俩,大跃进本来是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结果被那些人说成是一个具体的执行问题,甚至具体到毛泽东是不满意计划指标,这样就成功地把“浮夸风”的责任--一个纯粹的执行问题--硬栽在毛泽东头上。在叙述1958年的事件中间,从来不提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意见是什么,专门提出毛泽东的说法,例如毛泽东肯定了7500亿斤的过高估产,但是根本不提这个产量是在李先念相信的10500亿斤产量基础上被毛泽东硬性压缩下来的。

    新中国史和党史中间的荒谬手法,本质上是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而这个需要今天也已经不存在了。新中国时期的党内斗争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始终存在,新中国发生的那些问题到底是决策错误还是执行错误,如果是执行错误那么邓小平这些人就应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是决策错误就需要检讨毛泽东把握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这个政治需要的核心是要把新中国建设中间的错误说成是“决策和路线错误”,从而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反过来就洗清那些人的“执行责任”。这些错误究竟是路线错误,还是执行错误,需要重新进行研究。邓小平等人为了形成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把责任转嫁给毛泽东的同时,实际上不仅仅是妖魔化毛泽东了,在本质上是妖魔化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说到底毛泽东把握的决策和方向在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最终是把整个共产党的建设时代的光荣历史给抹黑了。邓小平进行的非毛化过程,仅仅有利于他那一波人当权,但是在根本上损害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何清琏这样的右派就已经看清楚了:非毛化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邓小平的意识形态需要,但是在逻辑上颠覆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因此要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重要的思想发展是在1957年之后,目前由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需要仍然笼罩着整个研究领域,特别是文献披露服从“决议”的调子和那一波人的政治需要,指望短期内由官方来披露毛泽东晚年文献是不现实的,已经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有这个问题,要么是重要文献和讲话根本就不披露,要么就是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这个空白需要我们自己来填补。这个填补也是有可能部分作出,在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出版了版本繁多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据说最多的有十二卷之多,我见过五大本的,篇幅超过两百万字。这些文献基本上不收《毛泽东选集》中间的文献,大量的都是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内部讲话,许多是原来的内部文件传达的毛泽东讲话内容,时间下限基本上是在1967-1968年,这些文献在国内的旧文物市场上偶然也可以买到,国外的大型图书馆中间都收入很多种版本。虽然文革晚期的文献还基本上在档案馆中间,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关于确立新中国的建设思路,以及党内问题的大量认识,都可以在这个路径上找到。如果真的编辑民间版《毛泽东选集》的话,要把这个方面的文献收集作为主要努力方向。

    说到底,编辑毛主席的著作,目的是要为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建设正名,也是为社会主义道路正名。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可能在肯定少数人优势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在精英们搞垮共产党的过程中间去实现,真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我们编辑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就是要总结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间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展望未来。

    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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