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饥荒中的中国村庄:河北饶阳县五公村案例

    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老田按:此书考察的时间跨度是1935-1960年,该书的作者是三个美国教授,他们从1978年开始进行研究,曾先后19次访问过五公村。该书提供了一个北方村庄的真实案例,让人们可以看到1/4世纪中间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演变,特别是该书注意提供人们在饥荒面前的地位,有益于认识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书的作者们早先是美国的左派,备受学界主流的排斥,在毛泽东时候他们曾力持“死不改悔”态度;在邓小平改革后,他们在精神上也许是感到无所归依,最后急速右转,在该书的叙述中间,其主体观点明显怀有一种“浪子回头的热切心理”,结果与他们苦心搜集的宝贵材料严重脱节,显示了他们为回归主流而决心牺牲理智和逻辑。中国的研究者大多不愿意费心提供长时间序列的枯燥数字,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就格外有价值,老田特把书中涉及饥荒的部分文字材料摘出,相信有助于网友更深入地认识中国。

    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前劫掠饶阳一次。
    饶阳地区年降雨量平均508毫米,其中70%集中在7、8月份。(P23)

    在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主要通过救灾,给穷人提供一些短期生活保障。1732年,有140万斤储备粮,大约人均12斤,储备在饶阳县的中心粮仓。(P24)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了下来。(P30)

    按照约翰-布克所编的资料,在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在最穷的地区,饿死的人也最多。(P30-31)

    1932年,肆虐的罅沱河淹没了全县1/3的地方,毁坏了庄稼,在洪水经过的地势低的地区,冬小麦无法耕种,因而1933年6月颗粒无收。相反,该县南部则遭到严重的旱灾。1933年夏发生的洪水淹死了耕畜,全县一半居民无家可归。(P33)

    1935年,国民党委派一位新县长王文斌到任时,老天仅下17英寸的雨。他警告说,饶阳已经处于变成荒地的边缘,“土壤贫瘠……没有足够的水”,老百姓的生活“不堪设想”。王县长的资料表明,200年后,农民比18世纪40年代遭灾更多,气候也更加恶劣。1748年,饶阳县有23753户,大约12万人,到1935年,已增至33184户,192819人,人口增加了60%。按照王县长的调查,1933年耕地面积从545500亩降至512800亩,减少5%。1748年户均土地面积22.7亩,到1935年仅15.4亩。(P33-34)

    1744年和1935年的饶阳有一个重要差别,即国家对天灾的反应能力不同。乾隆政府提供财力物力,救济难民,但到了20世纪,清朝脆弱的保障网络已经整个地消失了,应付紧急状况的粮仓没有了。县财政也陷入赤字状态:收入65838银元,而支出(大部分用于警察方面)则达71083银元,其中仅仅100银元用于抚养孤儿和救济穷人。与清朝政府相对照,1935年发生洪灾时,中央政府没有给予救济。王县长向第二区和第四区的地主征用了13万斤粮食,因为仅有这两个区有余粮,每100亩私有土地捐献150斤粮食,可谓杯水车薪。(P35)

    文化成了充满竞争的领域。虽然很多难民逃到关东和沿海城市去做工,但其他人则希望原有的和新的神灵会保佑他们。他们在610座庙宇中求雨,祈祷免遭蝗虫、水灾、疾病和抢劫。有些人则到天主教堂寻求救济。此时冀南约有78358人改信天主教,约占冀南人口的1%略多。(P36)

    找水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课题。在富裕的定县,地下水接近地表,将近一半农户使用水牛。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

    1936年五公村285户共1390人,耕种4620亩土地。平均每户16亩,人均半英亩多一点,接近全县平均水平。在五公村仅有4户拥有土地80亩以上,而最多的为123亩,出租土地不超过24亩。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雨其他人一样下地劳动。仅有80亩私有土地(占总面积的2%)出租给佃农,租金平均一亩3块银元,在1935年其价值相当于75斤粗粮。租约一般为3年。土质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尔也出租10以下,专门种蔬菜,每年租金8-10银元。(P40)

    贫穷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仅仅在节日时才吃细粮。

    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300之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品、衣服和应付紧急情况,或支付结婚、节日和葬礼的开支已经所剩无几了。1935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100银元,150元可建造3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开支分别为70元和100元。1块银元可以买25斤粗粮。(P40-41)

    五公村的贫穷还反应在它的生态环境上。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不再罅沱河的洪泛区内。它的主要问题是干旱而不是水涝,地表没有水,1936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P41)

    南李、北李和张氏这三个宗族在困难时期通过向较穷的宗族成员出租150亩土地来帮助村民,地租只有平均水平的1/3,并允许无家可归者住在各个宗族的祠堂里。(P43)

    党的的地方政权――饶阳县人民政府在五公征收了10万斤粮食。村长李子厚核算了免税部分,然后向每家分派缴税义务。村长估算五公村4470亩地,通常可生产804600斤(每亩180斤)粮食,先扣除个人免税的312750斤,余下的491580斤粮食应上交20%略多一点,即10万斤税粮,如果产量较高,则实际比例就降低,反之则高。每年上交10万斤粮食仅为12%略多一点。
    这一年征收土地税的总量与以前国民党强加的征税水平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税收欺诈没有了,以个人免征点来分配税收负担,对较穷的农户有利。(P69)

    1941年年中,即第一次税改之后第三年,抗日政府开始第二次税改,实际统一累进税。(P70)

    1941年夏,在冀中九县(包括饶阳)对27个村庄的战时调查表明,36%的雇工获得足够的土地而成为被共产党划入贫农的自耕农,另外20%已达到党称之为中农阶层的地步,还有1.8%已经成为富农。在原来的贫农中,28%已经上升为中农,0.4%转变为富农。这种土地平均化税制改革的另一面是,富农中有34.9%下降为中农,8.1%变为贫农。五公村拥有土地最多的五户农民面临着实物税猛增的局面。设想一下:在总数495亩土地中,他们自己耕种的395亩良田,每亩产量200斤,在免交了11700斤之后,按照40%的最高税率上交67300斤,这个数字是合理负担税的最高税率的两倍。(P71)

    1940年,毛泽东号召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减租最大幅度规定为25%。在五公村,这意味着地租将从每亩3元降为2.25元。

    1941年11月初,来自饶阳第四区政府的工作队进驻五公村,外地人黄宝芝和田乱子在此推行双减四个月。可是在五公村,租贷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1936年仅有80亩私地(占总数的3%)租佃给25户耕种,到1940年初,租佃的土地数量下降,包括减少不平等和消灭租贷在内的减租目标,已通过税制改革悄悄实现了。(P72)

    税制改革在没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况下,修复了乡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坏的裂痕。革命也是一种重建。统一战线把相互敌视、有时桀骜不驯的宗族和社会团体凝聚在一起,进行抗日。1938-1940年党的改革政策使经济复苏,愈合了社会裂痕,使党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P73)

    当干旱和可怕的霍乱遍及华北时,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由于日军抢走了粮食,一些村民只能剥树皮,吃树叶,以此挨过饥荒,留下一条活命。(P73)

    1942年夏,日军与经过五公村西的小股八路军打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此后他们决定拿这个村子开刀,在数小时内,烧毁了110间房屋,抓了20个男青年,杀掉了几个人,抢走了牲口、粮食和家具什物。邻村也遭到严重损失。(P74)

    在日军春季进攻期间,550位饶阳爱国者被杀害。此外,在饶阳最大的一次战役中,由冀中抗日政府领导人吕正操指挥的近500人的部队在罅沱河北遭到突然袭击,全部牺牲。村民们以极大的代价为抗日部队提供给养。五公党支部已从1939年的43名党员扩大到1942年底的63人,其中13名妇女。村里还送70名青年参加八路军,李万义是其中之一。(P75)

    和平维持会也征收日本人强加的税款,他们从每200斤粮食征收75斤额外税款。不过日军征收的税款是不定期的,当他们需要供给时,就命令维持会征收。维持会尽可能欺骗,使日军尽可能对村里的粮食产量估计很低,同时又不得不按要求征收和上交税款。
    对日本人的服从使生命和财产得以保住。(P76)

    在抗战中起领头作用的五公人,有63人在战时入党,70人参加八路军,20人加入当地游击队,大约有30个非党群众活跃于抗联下属的各种组织,或在和平维持会工作,加起来约有150个五个人献身于抗日事业。对于近300户的村庄来说,这个前半个世纪没有受到席卷中国的主要革命浪潮影响的地区,战时动员十分成功。(P80)

    当通过愈合乡村的裂痕,促进对立阶级的团结,领导武装抗日,实现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在广大边区(如冀中),建立了群众广泛支持的根据地。它正在产生一种组织结构,一种实际上由党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在战争期间,党赢得了许多朋友,并越来越有能力把她的意志强加于人。

    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抗日服务,其中很多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党,参了军。在五公和整个饶阳县,人们的关系重新组合,出现了团结一心的局面。乡村孕育了一个新国家和富有生气的民族主义。(P81)

    1943年,旱灾加上日军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有数百万人饿死。

    与1936年的4470亩相比,五公的可耕地到1943年已下降至3892亩。人口则从1390人下降到1347人。但税制改革减少了5户最富裕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使之从465亩降为279亩,从而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这场席卷华北的静悄悄的革命,把无数农民从1943-1944年大旱灾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43年,五公村几乎颗粒无收。在从1942年5月日军发动进攻到1944年春旱灾结束期间,五公村320户有101户为了活命而卖地卖农具。此外,29户卖孩子,25户外出乞讨,21户逃离五公。90头牲畜中有2/3被卖掉,15人被饿死。
    其他地方更遭,就在五公村北面,死神大步掠过杨各庄的沙土和碱地。没有水,地是白色的,坚如岩石,杨各庄的大多数人逃荒走了,27户卖而卖女,饿死30多人。(P84-85)

    1960年五公公社的平均亩产远低于200斤。由于翻耕的土地很少,虽然糟糕的30年代平均水平也低于200斤,可是现在人口比那时多得多。这样一来,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到1960年,中国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猪的产量比1951年还少。由于50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水平更低了。(P335)

    全国有2000万――3000万人饿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P336)

    1960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减到310斤,全村共产量72万斤,勉强达到1959年的2/3。售给国家2万斤小麦。1960年五公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34)

    饥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受浮肿病的折磨。皮肤表明肿起,闪闪发亮,如果皮肤受压,就不再弹回原状。因饥饿而变得虚弱的五公干部病倒了。合作迷耿秀峰带着肺结核病回到五公,早就准备“去见马克思”了。五公村和储存的宝贵食油留给孕妇,使健康的年青人勉强挺得过去。但病人和老人就麻烦了,按会计耿连民的记录,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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