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斗争哲学”、“竞争双赢”和“制度万能”三种思维模式

     

    作者:老田

     

    和“竞争双赢”的思维模式相比,“斗争哲学”既承认社会是处于竞争中间,肯定人们的利益之间存在一种互为消涨的关系,同时又认为这个矛盾在自发状态下只能是自我扩大和激化,只能是在有人承担“斗争成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是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其性质是呈现“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首先是取决于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紧张程度(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可以把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缓和下来,呈现非对抗性),竞争的后果则直接取决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均衡状况。在人均资源不足的社会,精英阶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总是倾向于把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作竞争性运用,权力对平民阶层而言总是呈现一种“排斥性”,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阶层矛盾是无法自动缓和的,精英阶层的力量的壮大总是意味着排斥平民阶层的总实力的壮大,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可能是“合二为一”。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矛盾的性质,是决定于经济资源分配的紧张程度如何;而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竞争后果,则决定于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性。

     

    与“制度万能”的思维模式相比,斗争哲学不承认有一种可以自动调节矛盾的机制能够自动运行,斗争哲学认为必须要有人为争取利益而承担适当的成本和风险。斗争哲学有两个核心内涵:一是承认社会处于竞争和矛盾状态,二是不认为矛盾可以无成本地得到解决;合起来的隐含判断是社会矛盾性质不总是处于“非对抗性质”,因此斗争就不能放弃,也必须有人为解决矛盾而承担成本和风险。因此,为了取得有利于平民阶层的竞争后果,就必须要在力量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要有先锋党那样的组织和领导核心来起作用,把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以期在力量对比上平衡精英阶层所固有的优势地位。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总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越是人均可分配资源不足的穷国,精英阶层手里掌握的三种权力的份额就越高,为了达成对精英阶层的力量相对平衡,就越需要对平民阶层进行“斗争”动员和组织。

     

    在毛泽东思想中间,是要求共产党人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作为先锋党成为群众的组织和领导核心,主动承担为多数人谋福利而与精英阶层斗争过程的成本和风险。说到底,斗争哲学认为共产党人率先承担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风险和成本,这个斗争哲学既是一种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对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主张。

     

    “竞争双赢”理论认为社会确是处在竞争之间,也会出现少数人聚敛过多财富和剥夺多数人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也不存在另外的路径,社会发展只能由少数人来推动,因此把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里是必要的,多数人的命运只能是等到少数人把历史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后才能解决,因此这个理论在中国的现实中间,常常产生人们所熟悉的各种主张,例如把国企先搞垮再瓜分的“吐痰论”,改革需要牺牲工人农民的“代价论”,在理论基础上最喜欢援引斯大林总结的“历史五阶段不可超越论”,或者根据作为这个认识基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论”“补课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聚敛社会财富和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历史进步的钥匙就在精英阶层手里,多数人是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甚至上负担和拖累,竞争双赢理论肯定精英阶层垄断财富和权力是历史合理的,这是战略层次的认识;为了说服多数人接受这一点同时肯定少数人推动的历史进步的好处,必然要还给大家,这是为精英主义服务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战术层次。

     

    最经典表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说到底,这句话是欧美日发展进程的一个粗俗的总结,因为欧美日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尖,可以通过不公平的价格(以论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贸易大量攫取外部资源,使得国内可供分配的经济剩余急剧增加,从而缓和了国内矛盾,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呈现“非对抗性质”。特别是,欧美日诸国,由于剩余大量流入,资本积累顺利,最终出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的竞争态势,使得剩余分配相对有利于劳动者一方;而且欧美日的精英阶层发现不必剥夺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也能实现自身的富裕发达,因此在运用权力的时候不是那样地表现出“高度竞争性”,权力对多数人也不是单纯表现为“排斥性”。结果在这样的分配相对均衡的现实中间,出现了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非常公平”的进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社会的政治力量对比在经济资源分配相对均衡之后,也实现了政治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因此欧美日诸国的社会矛盾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现实中产生的思想资源,常常被中国精英们引进到阶级矛盾“对抗性”非常突出的中国来,要中国的平民阶层也对精英阶层的领导“一百个放心”,并以此去反驳“斗争哲学”对平民阶层的启蒙。大体而言,竞争双赢和制度万能,是欧美日诸国物质财富分配关系紧张程度被大幅度缓和的前提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呈现“非对抗性”的现实中,部分可以说得通。

     

    制度万能理论与竞争双赢理论差不多,但是这一说法首要肯定的是矛盾可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自动得到解决。否定制度调处的是人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利益竞争关系永远不会出现对抗性的矛盾,不会导致权力和利益集中带来的对多数人的结构性剥夺,因此所有问题都只可能是制度问题,根据精英们的考察认定,这样的制度套餐是在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键制度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在私有化理论基础上,与竞争双赢理论完全一致;在政治安排上,他们喜欢给每个人一张选票,一张票能不能解决多数人的问题,那就听天由命了。制度万能的错误在于不问社会阶层的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质,而简单地认定制度不会受到精英阶层的反对,把一切问题仅仅归结为制度,而忽视了人本身的意志作用,特别是作为制度制订和执行者的精英阶层的意志左右。除了忽视作为竞争意志存在的阶级本能作用之外,制度万能还在技术层面有重大错误,看重表面上很公平的“一人一票”,严重忽视政治博奕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精英阶层的优势和力量不会从未被选举所抵消,而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也从未在选举中而得到有效的凝聚。

     

    说到这里,就出现了斗争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预设,竞争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竞争的双方力量对比如何?能不能通过“一人一票”去瓦解对多数人不利的力量对比?在这个方面,主张民主的人士基本上拒绝考虑力量对比的问题,更不认为少数人的优势不受票决的威胁。而斗争哲学则相反,认为人世间经由制度而调处的竞争结果,仍然反映的是力量对比强弱,因此要解决平民阶层的不利地位,只能是通过先锋党把群众组织起来去限制和削弱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而先锋党本身则有可能成为“出头鸟”,受到精英阶层的特别打击,为此先锋党必须具有“五不怕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说到底,就是要有一个群体具备牺牲自己的小我利益,以作为多数人的组织核心,增强多数人的组织程度从而凝聚足够的力量去平衡精英阶层的优势。

     

    斗争哲学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有可能低成本地削减精英阶层的优势,避免精英阶层聚敛过多的利益;还肯定任何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及其执行,都是与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目标相矛盾的,都必然会遭到精英阶层的对抗措施,因此如果没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和成本,这样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所以斗争哲学实际上是说,在力量对比不均衡的现实社会中,指望一种万能制度是荒谬的,等于指望狐狸看见生病的小鸡不吃还要改行去当医生,斗争哲学肯定没有付出就没有收入,而且这样的斗争成本有时还是很高的,甚至要以斗争者付出生命和流血作为代价,这个代价最终也是由精英阶层捍卫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愿而决定的,斗争哲学认为没有平民阶层的有组织力量运动,没有精英阶层在平民阶层勇于付出斗争成本的铁的意志面前的妥协和后退,就不会有精英阶层对多数人的“让步”。换言之,斗争哲学认为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处于对抗性的现实中间,一切对平民阶层有利的竞争结果(包括制度),在付出“斗争成本”之前是无法获得的。

     

    一般而言,小右派对自身的处境极端不满,但是又不愿意承担“斗争成本”,所以就整天巴望着有一种不需要成本就能够良好运作的制度,这个制度还要能够自动限制精英们的掠夺优势,好使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既不愿意承担斗争成本,又不愿意日子那么难熬,“竞争双赢”就成为小右派们的理想(他们自己认为这叫理性),制度万能也因此得到小右派的热烈拥趸,斗争哲学则遭到他们本能的非难,问题在于:精英们既然优势地位毫发无损,而且还随着财富的迅速聚敛而在逐步加强,他们又怎么肯让步呢?那不是要求精英们自己实现“非”经济人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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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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