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棍子学术在中国广为人知,就是指那些不靠“以理服人”,专门用各种强制手段压服不同意见的学术样式。一般而言,棍子学术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依托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强势。许多人把棍子学术的存在,仅仅归结为权力的需要和权力对不同意见的排斥,这掩盖了很多重要方面。根据老田的考察,棍子学术也常常赢得许多“专家”发自内心的酷爱,因为这样的学术样式意味着“以最低的投入和风险获得话语权垄断地位”,有些人就把棍子学术坚持了一生一世,例如吴敬琏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光辉典范。
      
      一、 棍子学术为什么可能
      
      棍子学术为什么可能?这当然是因为人世间存在着各种权力,一些人就千方百计地去攀附权力,并把权力的作用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去追求高产出低投入。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的颐年堂的讲话中间说“教条主义是没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长,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当了政。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杜林,列宁批评卢那卡尔斯基,所以要下工夫,驳倒了他们。斯大林不同,他当了政,所以他们批评不平等,很容易,象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功夫,是能战胜的。用教条主义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评论》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地讨论问题,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只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
      
      其实毛泽东的认识,跟人们的常识一个样,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那些“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的,就跟那条跟在老虎屁股后头的狐狸一样。
      
      二、 棍子学术为什么难以根绝
      
      根除棍子学术,就要求在说理的时候多下功夫,要费心费力去搜集证据和材料,要勤于思考,这就加大了意识形态工作精英们的劳动量,所以他们不是那么愿意和自觉,按照他们的本能,就是追求投入最小风险最低的棍子学术。
      
      同时,即便是那些意识形态工作精英,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钻研,也还有一个是否能够达成正确的认识的问题。西方人喜欢把一切学术技术化,或者理性化,认为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成长和积累问题。但是中国人积累了几千年的认识经验,知道正确认识一个最常见的障碍,反而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个人主观意志的自我遮蔽,所以总结出一个口号并留传了上千年之久――“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按照中国的经验,认识不能实现,主要是由于自身的遮蔽。一般而言,西方人在认识上的看法大致上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方面的认识,多半与知识积累和深层结构未得到揭示相关;而在中国,自然科学知识问题不是认识的主要对象,在社会问题上存在的各种主要错误认识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原因,有且只有可能是利益和立场的遮蔽,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原因。
      
      毛泽东时代棍子学术长期存在,意识形态工作精英们的立场是一个根本原因。由于他们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向与时代主潮相反,因此不可能不对这一制度持敌视或者冷漠态度,一个方面使得他们不愿意花功夫深入研究“别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自身的立场遮蔽也确实无法突出自身的视野遮蔽去完成认识进步,即便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群众运动冲击,也未能真格触及他们的灵魂改变他们的立场。
      
      冯友兰自己很形象地述说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自己去看那些人是怎么写文章的,最后他总结的奥秘是找几个马列的句子,然后就开始演绎。在冯友兰晚年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确实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立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化”为自身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所以他就再转回自己的立场。在最后的转变完成之前,冯友兰的文章就是“假”的,在马列的语汇下面造假,真实的思想和认识不是他发表文章所写的那样。冯友兰究竟是研究中国哲学起家的,良知水平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他最后写文章承认毛泽东当初写信劝他“做学问以老实为好”是对的,毛泽东不是认为他不老实,而是认为他不可能很快实现“去私欲之蔽”。与冯友兰一比,那些自我标榜“一贯正确”“长期受迫害”的精英们在良知上不无瑕疵,他们总是抱怨说自己是在压力下说违心之言,或者在压力下去搞棍子学术的。冯友兰则坦承是自己境界不够。
      
      除了冯友兰晚年的坦白之外,吴敬琏先生也是很坦白的,他在《吴敬琏》(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间说,自己打一开始就“与49年之后的体制不融洽”,他还代表孙冶方说话,说孙冶方也他一样。曾经发现胡风要一些人象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钻进共产党内部去等待时机,胡风那一批人没有成功,但是吴敬琏成功了。而且在很多时候,吴敬琏还是最积极的棍子手之一,1964年学术大批判中间,彭真、康生等人领导学术大批判,于光远等人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和张卓元是两个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还有一个问题,棍子学术的危害为毛泽东所熟知,为什么不能除恶务尽呢?其实中间有一个结构性的困难长期无法解决,这一点先秦诸子就认识的很清楚了。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上》篇用一个寓言故事,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棍子学术和贪官之所以能够横行霸道的奥秘:“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则木焚,灌之则涂阤,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谩侮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
      
      在毛泽东时代,棍子学术总是把自身打扮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打扮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以此实现了精英们以最低投入而实现的最高话语权垄断。而人们在起而反对棍子学术的时候,就往往被那些棍子手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极大地拉高了人们的反击风险。
      
      三、 棍子学术在新时代的继续发展
      
      把别人说成是“三反份子”这一棍子学术模式,在新时期不再适用了。吴敬琏们与时俱进,创造新的词汇,现在吴敬琏行使棍子学术最常见的说法也变了,他现在是把理论对手说成“打击改革”和“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无独有偶,著名汉奸马立诚编了一本书《交锋》,就是用“改革”和“反改革”的划分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学术界的各种思想和言论的。经过新旧两个时期棍子学术的对比,非常清晰的共同点就是保持与“官僚精英主流”的高度一致。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说马立诚的错误是:在九十年代还运用八十年代的问题视野来分析社会,其实马立诚一点也没有错,棍子学术的要害就在这里,是杨帆教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在他误以为马立诚存在“认识错误”的地方其实正是棍子学术的精明所在。
      
      一般而言,作为政府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实施社会管理,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管理成本终究有其限度,在农业时代能够承担的管理成本就很低。无论政府采用何种方式产生和组成,都是具有这样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和地位,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政权――不管是传统的皇权至上还是今天的政党竞争――都有一个把政权持久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强烈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管理需要熟练的官员,更需要一种肯定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由于运行良好的管理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建设,都是要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或者说建设成本很高,因此就难以任意替代,或者说管理技术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积累总是有一种固定化到特定人群身上的趋势,这样精英们的“社鼠城狐”之故智就“千年有效”。在古代存在一个最高统治者,这个人也通常对那些社鼠城狐无可奈何,在今天社会管理高度复杂化的情况下,制约代理人就更加困难了。一个彻底的“换班子”,总是会意味着“控制权”和旧有意识形态后果――认同感――短期失效,这通常是对应着“天下大乱”;这是很高的社会成本,不管是对“最高统治者”还是对“民众”而言,都不能成为第一选择;所以精英们就有了选择“为猛狗”而为所欲为的空间。
      
      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府,都要对社会实施管理,管理的实施形式都是一样的:通过雇佣官员去收集民间信息并执行政策和法令。管理有三种重要的成本:一是要有合适的官僚精英群体充任管理人员,二是通过官僚精英群体去收集管理信息并据以制定合适的政策并执行政策和法令。一个合格的官僚精英群体所搜集的信息,是“最高统治者”或者其他什么人制定政策的基础,而离开了实现特定的官员群体,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难免都成了聋子和瞎子,这是管理的信息成本所在;而为了实施政策和法令,也必须要通过各级官僚精英群体之手进行。
      
      即便是存在一个最高统治者,由于存在着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他自己一个人的精力是无法掌管全盘事务的,总是得通过雇佣官员地承担日常管理事务,要雇佣意识形态官员(在古代还不太重要,在今天则特别重要)去告诉人们现实和未来是什么样子,不要轻易造反。在理想状态下,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这样他就能够在自己技术能力和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上去工作,包括搜集信息和执行政策两个方面,问题在于官员是有个人利益的,而对于政权本身而言官员也只是一个代理人性质,在选拔僚属的时候,常常“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各种利益同盟关系搞各种性质的“独立王国”,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猫鼠关系,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为了降低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人员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风险,除了与上下级结成利益同盟关系之外,还需要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为“国家利益”的化身,说自己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代表,把个人私利与政权捆绑在一起,把风险转嫁给整体政权,使得反对他们自己私利的时候就需要面临强大的政权本身,从而加强自身的追逐利益的能力,同时降低风险和成本。而站在体制外的角度去攻击腐败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确实就有质疑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和困难,因为对方就是利用被赋予的权力谋私的,而且也难以从官僚精英群体的结盟关系中间把贪官单独分离出来处理。
      
      对于最高统治者本人而言,他当然不喜欢官员把自己的私利参合到执行行为中间来,但是他有一个现实的困难是:更换并培训出合格的官僚精英群体需要很高昂的成本,结果最高统治者也只有得过且过地服从“管理成本”难以克服这个巨大的门槛。贪官和棍子手的生存空间,与最高统治者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正比,“最高统治者”的识别能力越差,合格的候选人越少,贪官和棍子手被更换的可能性就越低。
      
      在管理成本难以克服的情况下,更换官员和强力引入监督机制,总是意味着对管理体系的破坏和管理权威的质疑,必然带来管理效率的下降和某种程度的失控可能,如果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和风险,贪官和棍子手的安全性总是很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说要天下大乱才能带来天下大治的原因,这个话的主要目标是表述愿意承担更新组成人员的成本和风险。由于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愿意承担“大乱”的社会成本,因此棍子学术和贪官的同盟就总是存在,棍子学术和贪官的同盟关系被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间命名为“党阀”和“学阀”。由于中国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们自认为没有替代他们的人群存在,新的合作意识形态一时建立不起来,政府又绝对不敢承担“天下大乱”的风险,所以他们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对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合谐社会”这些棍子手没有任何热情,甚至还要反过来以改革话语相威胁,这说明棍子手和贪官的整合基础只能是:少数人利益最大化或者投入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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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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