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工科博士来写一本经济学书籍,而且是以最通俗的比喻为核心线索来展开叙述,这件事本身有些奇特,值得为之一评。 在经过早期工业革命和19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们不仅有了高效率的工作机械,而且有了高效率的动力机械,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急剧提高。在技术的帮助下,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和追逐利益的空间也迅速突破中世纪的狭隘地域,迅速达到全球规模。在竞争中间,人们走出了小农的单干模式,在资本的主导下、通过市场“购买”人力物力去组织生产性企业,在企业力量不足的地方还总是引入国家政权的作用,竞争性企业在技术装备和政权的帮助下,对利益的攫取也因此达到全球规模。在这个悠关一切重要事项的发展历程中间,人们能够开采多少矿产、建立多少工厂、开动多少机器成为压倒一切的决定因素,这些由人们发明的机械力量扩张了人们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这被马克思命名为生产力),开始有了决定人们命运的作用,甚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或者安全的决定性力量。人们开发资源的能力――获得最终产品的多少,这不仅事关人们的福利水平,在竞争条件下还悠关人们的安全和生存,后者是经过鸦片战争的中国人特别有体会的。 以对机械力量的借助为基础的生产力成长过程,要么命名为工业化,要么按照有机器大规模利用引发的广泛社会变迁命名为现代化,最终给人们提出一个在农业时代永远不需要思考的问题――怎样制造并使用更多的机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一样,在这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人们终究不能自己在家里后院解决一切问题,机器的制造和供应乃至形成机器制造能力,往往被假定为唯一的道路:通过积累适当的购买力在市场上去购买,甚至被进一步推论为必须在积累剩余的基础上才能够推动机器制造。换言之,双方都肯定通过节约到以货币形式的剩余来增加机器。由于技术进步的不断继续,所要求的机器数量和质量都在增加,这个生产力所表现的货币数量越来越多,工业化如果从农业社会开始,则其实现工业化的跨度随时间逐步加大,积累规模要求也逐次放大。生产力――机器能力――体现在货币积累的数量上,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而逐次放大,这个过程需要一种主导力量来主导积累过程的长期顺利进行,在马克思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里,都锁定了私人资本家群体。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这一假定或者隐含的条件并不成立,国家政权与资本家群体相比,能够更快地实现资本积累和机器制造能力提升。 在如何制造机器并促使机器增加的问题上,钟庆博士明显具有更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偏执,知道要制造机器就得需要什么样的成本,国民为此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何种努力,这一点恰恰是那些充满意识形态偏执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甚至马克思本人在那篇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也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大量列举了生产力提高过程中间的繁荣现象,并按照当时欧洲经验的局限解释为资本家群体的功劳,并且把资本家相对小农和封建主的积累主导地位绝对化,把欧洲历史进程中间的一个个别现象说成是历史必然,本质上是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资本积累所形成的生产力与以资本家群体为载体的生产关系范畴相混淆。当然马克思在当时也仅仅是一个逻辑错误,但是这个逻辑错误在现实和历史经验中间并没有出现,而是与欧洲历史上资本家的作用高度吻合;但是在经历过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之后,继续坚持资本家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唯一主导者,或者是最好的主导者,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逻辑错误,而是极端荒谬的历史歪曲了。在新的历史经验之下,继续宣扬早期的认识局限,按照苏东剧变的经验,实际上是为强势群体瓜分国企积累资产服务的,在逻辑错误之外更多的是背弃多数人利益的反动性,这一理论歪曲,按“郎顾公案”中间暴露的利益交换关系看,是体现着“商学勾结”的现实:以话语权为盗窃国有资产服务。 由于钟庆博士住在国外,没有资本家去收买他,也没有拿到多少论证会的出场费,跟国内的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相比,就超越了“商学勾结”的利益纠缠而显得客观公正。中国古训说“公生明、廉生威”,所以一个人能够脱离意识形态偏执或者长期局限于意识形态偏执,都不是偶然的,只能是利益和私心作用的结果。 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成长过程中间,老田以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成绩是最突出的,说到底是经济学肯定了资本积累与更多机器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也肯定了更多机器与资源开发利用数量之间存在的对应比例关系,与此同时,个人辛勤劳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地位下降,由此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正确认识,特别是这一认识实际上概括了机器应用对资源开发利用中间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从而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不可超越的规律性地位,把握住了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经济学理论能够比其他社会科学门类更少受制于人们的主观信念影响,在社会科学中间具有一种“帝国主义”那样的统帅地位。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在欧洲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上,资本家群体与小农和封建主相比,是唯一具有积累资本冲动的人群,这个技术进步和机器增加的浪潮是在他们的主导下完成的,这是马克思和他的对立面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正如我们所知,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很多人今天仍然坚持欧洲的经验并把它绝对化就完全错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都愿意坚持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在经过政权与资本的两次重大博弈过程――“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之后,对于后发国家的资本家认识更加深刻了,这些资本家由于积累条件差,没有海内外的竞争优势,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在资本运营上常常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放弃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甚至他们追求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还直接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相对立,因此不得不放弃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改而进行“三大改造”,由国家政权替代私人资本起主导作用。 在小猪的书中,我们发现不仅是后发国家如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先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积累资本推进生产力的过程,也不是私人资本单独主导的结果,而是有着国家政权的强烈介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超越主导的“落后”阶级意志,把本土工业化的整体目标强行列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结果。并且,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强大的工业企业实际上至今也仍然是处于亏损状态。以此而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推进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产业资本,常常无法在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购买力以顺利维持再生产过程,需要各种形式的“非市场手段”转移一定数量的资源来进行“补贴”(包括政府和金融系统的鼎力帮助),产业资本的生产循环才得以维持下去,这一重要的经验性认识,确属发前人之未见。 我们以前有比较清晰认识的,仅仅局限于欧美日诸国的农业,知道农业这一弱势产业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中间,无法获取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长期依赖各国政府财政的输血政策。从日本经验看来,发达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悠关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成长的重工业,也一样是“弱势产业”,一样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补贴政策才得以维持的。这样一来,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夕阳工业”转移浪潮,也要重新进行认识,这一夕阳产业的转移过程,本质上是把中心国家市场竞争中间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竞争性工业,转移到外围地区来,在降低企业经营的“工资成本”条件下获得生存机会。基本上可以认定,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所有的竞争性生产行业(包括农业和工业),都是难于在市场竞争中间获取足够资源的。 看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市场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信念,乃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便是主流经济学高度肯定的欧美日那样的“好市场经济”下,也导致工业、农业这样的生产性行业缺乏足够的资源获取能力,假如没有其他非市场力量进行逆向调节的话,必然导致欧美日工农业多数的整体破产。这个事实和结论,实属振耳发聩,我们不得不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机制进行重新思考,看来只能结合布罗代尔关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结论来加以理解,布氏认为经济社会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底层是物质生活,中间层是市场经济(联系买方和卖方),上层是资本主义。上层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利用各种垄断权力在市场上去攫取剩余,资本主义本身是排斥竞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两回事。由此看来,在市场经济中间,凡属丧失垄断地位和定价权的产业,必定要在市场上处于弱势以至于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 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间,逆市场规则行事就显然具有必然性,否则将意味着悠关中国国运的重要产业要么是无法成长起来,要么是在市场经济中间失去生存能力,这一结论恰为解放前和改革后的经济现实所证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布罗代尔的认识基础上稍作推演:一个市场联系着卖方和买方,购买力的付出和收入是相等的,获取购买力对个人和企业都意味着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对于生产者而言,购买力获取与产品和产业重要程度无关,而仅仅与“竞争力”相关,竞争力通常只与行业的权力地位一致,通常情况下农业和工业(只是除了英特尔这样的垄断企业之外)都是权力不足的弱势产业,相反房地产、金融是强势产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一个国家的重要产业生存能力,如果不通过计划经济分配更大份额资源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必须容许其长期亏损由金融系统动用居民存款或者政府财政进行补贴。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农业,已经全盘补贴化了,而竞争性的工业行业作为所谓的“夕阳产业”因为在欧美日市场难于生存被转移到外围地区,而保留在中心国家的技术密集产业,其生存也仍然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市场相对完善、技术积累很多的日本,这些悠关技术力提升的重要产业,其“竞争力”或者攫取剩余的权力也是不足的。 由此可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产权结构决定效率的理论,解决产权问题就能提高效率的说教,如果不是无知,就肯定是别有用心了。以日本为鉴,即便是把中国的企业改革继续下去,全盘西化达到日本那样的产权结构和效率,也一样是摧毁民族生机的过程,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必须重新设计。技术进步或者技术力的提升,有着根本的限制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除非通过非市场手段转移资源(或者购买力)给重要产业,否则技术力的提升就无法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未来都是没有希望的。 由于技术力提升过程,意味着以机械力去代替和扩充人的劳动,每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都意味着大量新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意味着技术力的存量上升,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就相应延长了,要达到既定技术水平就要求更多的积累投入,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过程涵盖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全部内容,并包含部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内容,因此新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受制于中国有限的剩余生产水平,积累投入过程长达二十余年,并且还没有最后完成。这个工业化过程,一方面超越了许多人对技术力提升过程中间消费压缩的忍耐限度,另一方面“长时间段”就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以至于失去了稳定的预期,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就因此得到了一个颠倒是非的理论空间:通过迎合人们的短期利益感受以推销他们的“轻薄为文”;钟庆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在阶级本能上的差别。在作者进行深度经济分析过程中间,人们在作者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得出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结论”,从而也给人们以重要提示:中国要实现技术力提升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治上“依靠谁”的问题。 个人网页:http://www.wyzxwyzx.com/xuezhe/laotian 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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