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今天是反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那一派人,最积极地拥护“五阶段论”的历史观,来为中国社会需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而辩护。至今为止,除了学院派人士之外,西方舶来的新思想,在民间没有占领多少市场,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对于今天社会的把握以及对未来社会走向的预期,多来自“五阶段论”这个毛泽东时代普及到民间的理论遗产,“五阶段论”不可超越是中国极右派人士从毛泽东时代继承而来一项不容浪费的理论资源,这样他们旧刚刚好与老左派在理论上形成对垒:许多老左派既坚持全套马列话语也把公有制形式作为最优先关注的事项,新右派也声称打算去代表私有制和资本,结果形成斯大林主义和杨帆所说的“逆向斯大林主义”的角力,内在的共同点都是认定所有制形式具有决定性的优先地位。

    简要回顾“五阶段论历史观”的确立过程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过三次史学革命,第一次是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是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史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勃兴,重心是如何解释历史。至今影响深远的“五阶段论”历史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名义下,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再解释。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后转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郭首次把中国历史按照“五阶段论”的模式进行解读,后来吕振羽对此也做过很大的贡献。1939年冬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写好之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把五阶段论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

    范文澜1940年初到达延安,负责《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上册(远古至秦)于1941年5月完成,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之前,于1943年出版。范文澜是最早系统运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出版于1941年2月,下册出版于1948年,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治中国史的。

    在共产党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为了接管政权的需要,南下的解放军办了许多名为“军政大学”的速成干部学校,其中的一门必修课是“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论”历史观就是通过一本几万字的培训教材,先掌握了各级地方执政的官僚精英群体,进而普及到全国去的。五阶段论历史观的普及过程,与五阶段论史观的优点直接相关,这个历史观非常简单明了,易于掌握,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分公式化,特别适合解放初期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现实,由于战争年代也缺乏进行长时间研究和培训的可能,最简单的理论其实就成了最实用的理论,五阶段论历史观,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社会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观体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要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制度抱负,再后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通过多年的简单化输灌工作,给普通中国人输灌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历史观。五阶段论的简化背后,确实有些“资本至上”和“历史阶段不可超越”的内容,这样就暗中跟随着人们的隐蔽心理诉求和常识推断,为了今天极右派重新解释马克思理论为资本统治合法性服务的伏笔,这是极右派用最低的理论成本,取得的一个廉价为资本辩护的资源。

    对于共产党政权而言,新政权需要解决认同问题,肯定革命和社会制度前进的历史观是正适合需要的,对于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导人而言,越简单的思想越可以简化宣传工作的成本,减少自己的工作量,部分在共产党革命过程中间进入领导地位的人如陈伯达、胡绳等人,也要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去捍卫自己曾经拥有的话语权份额。这一切共同造就了五阶段论历史观在新中国被人们广泛接受,这倒是符合胡适 所说的“一个观念就像是一张支票”,那个“五阶段论”的“支票”就是这么兑现的。

    在历史演进动力上的两种不同的主张

    由于在延安时期既缺乏适当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也缺乏相应的条件和时间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当时为了抗战和共产党内部思想整合的需要,又迫切要求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系统理论,虽然毛泽东虽然一贯反对照搬照抄,但在当时不免迁就了实际需要而“拣现成”。

    当然毛泽东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五阶段论背后的隐含前提上,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毛泽东提出“两个过程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起而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表述中间,毛泽东除了肯定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控制权衰退和腐败之外,还特别注意了存在于中国平民阶层中间“不认同力量”的兴起和壮大过程,及其对历史演进的决定性作用,这预示了另外的历史理论样式和范式创新的空间。

    关于历史演进的动力问题,中国曾经有两种观点发生过长期对峙,一派人认为历史是精英阶层创造的,另一派人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精英主导历史的观点的核心是“控制权决定一切”,强权决定历史,其合理性在于肯定有组织的力量是历史演进的主导力量,而各种组织资源举凡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基本上或者主要部分是掌握在精英阶层的手中;而主张人民创造历史的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这一部分人亲眼看到中国革命过程中间人民作为历史过程主体的活动,革命期间生产活动和文化艺术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多数不是从前掌握控制权的精英,而是民间涌现出来的愿意服务于人民事业的积极分子,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主导力量是他们而不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精英阶层。在革命过程中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不要说革命胜利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生存都将是一个严重问题,这样的强大历史经验下,对人民群众自主认同的看重,不可能不超越对那些垄断控制权的精英们的强调。

    历史观的分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分歧,分歧的双方倒是都强调有组织力量的集结和运用过程。毛泽东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出发,强调没有人民群众的认同,精英们将一事无成,为此反复强调精英阶层控制权失败时期的历史经验;精英们总是说有且只有精英财应该垄断控制权,历史只能是他们主导和决定的。如果分歧仅仅在此,估计最终可以完成思想交流,问题还在于:历史演进的力量和主角,往往被认为有理由充当现实世界的主导者,结果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要服从现实政治竞争需要:谁应该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结果把这个对立演变成结构性的对立,只有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关于控制权的竞争无法消弭,对垒的各方就不承认对立面的正确性,使得对立的实质具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变成服务于不同阶级的文化竞争和历史观对立。

    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政治学的系统理论,实际上无法总结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无法界说历史演变过程中间的主导力量凝聚和运动过程,从而就是失去了正确的历史动力学思想资源,由此注定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很自然地”陷入某种西方范式的窠臼,总是非左即右,历史观方面的所谓的争论也多数是“西人与西人战”。

    控制权主导历史的解释困境

    控制权主导历史的各种叙述,最为人们所常见,五阶段论的背后是精英阶层把持的经济权力主导一切社会变革。其合理性在于精英们的经济控制权,常常是有组织的力量运动最重要的整合因素,社会竞争也常常服务于资源和剩余分配的竞争。五阶段论历史公式,就是以精英阶层的意愿和经济控制权,作为主导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力量基础,并以此去划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

    除了经济权力主导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种“政治权力主导论”的典型表现,中国古人常常把一部历史写成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精英阶层主导历史的观点,与五阶段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都属于“非平民阶层主导论”。反过来把专制皇权作为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这也是控制权决定论的一个常见的叙述角度,在这个角度下常常有知识精英不能主导历史的概叹。真正主张知识精英主导历史的叙述,由于过于僭妄,因此极为罕见,找一个接近点的例子可能要算钱穆,他对历史的叙述中间说没有那些读死书的人,天下就要完蛋,同时他的历史叙述,明显充满了动荡时期知识精英深沉的“丧家犬”情结和由此更加坚定了的职业利益诉求。

    从控制权的某种形式出发去解说历史,由于掌握文化权力的人总是高度接近政治权力中心,因此流落在他们视野里的历史过程总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多些,结果这一部分材料就具有进入历史叙述的最优先地位;而且这也符合人们关于社会整合中间精英们占据主导地位的常识性见解,当然是便于象一张支票那样兑现,从古代到今天,从中国到外国,都占据着历史学叙述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任何控制权起作用,都有一个控制成本与效率的问题,理想的状态是多数人完成自我调节,不需要借重强制手段。执行强制管理手段的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都很高,实际上无法作用于多数人,所以控制权有效的条件是多数人的认同和自觉。

    造反和革命时期,实际上是控制权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关于控制权绝对论的叙说,就显得很荒谬。这个时期通常符合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的风险成本接近于零和个人奋斗无效大多数人转而寻求集体的努力过程;此时平民阶层中间不认同的意志极度上升,加入某个集体的奋斗是一种内在的强烈诉求,因此平民阶层的意志和力量的集结得以在低成本下完成,这个意志和力量的集结和运动过程,常常意味着控制权的转换和易手,旧的精英们就要推出历史舞台了。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时代,政治控制权的整合程度是全球最高的,精英阶层实现自身意志的力量和有组织程度最高,这一情况决定了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争规模和群众动员程度,必须要超过某个特定的水平,而推翻就精英统治战争的规模,也是这样由精英阶层自己的组织程度所决定的。

    毛泽东是在革命时代,清晰地看到了平民阶层中间存在的不认同的力量和意志,认为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厘定,需要充分考虑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和需要,这就是毛泽东在解放后所坚持的“革命路线”,革命路线的背后是清醒地考虑到控制权的有效性条件,以及平民阶层不认同意志能够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样的成本和风险。考虑并体现多数人利益和诉求的“革命路线”,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主动支付保险费的制度安排,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反革命:为了不再出现革命形势必须执行革命路线以兼顾平民阶层的利益。戚本禹说“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要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古为今用,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叙述所能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历史经验本身能够为制度和政策安排提供适当的视野和鉴戒,也正是因此如此,才决定了历史观上的分歧才如此难以调和。

    分歧从过去向未来的延伸

    在传统的农业时代,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有组织程度最高,背后的历史原因是文化和种族融合带来的高度的“积极认同”,再加上在政治竞争过程中间――特别是战国时期列国混战经验――制造出来的“消极认同”:人们普遍认识到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下安全成本最低。所以中国人都赞成在一个相互竞争的地理单元内,有必要消除多个竞争型的政权机构存在;对于长城之外无法实现农业化的临近区域,就承担建设成本用一条长城加以分隔,借以抵消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降低安全成本。中国人好“稳定”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其来有自,民间谚语说“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这表明在中国人的经验里战争的成本是如何难以接受,在其反面就是中国人对于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消极认同”高到什么程度。

    在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的共同支撑下,中国在农业时代就实现了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形式。从根本上说,在农业时代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交通、信息和控制技术,原本不足以支持中国如何大规模的统一国家,中央政权和皇帝实质上也无法控制各级官员的行为,由此就有了“抓大放小”的不得已。在中国历史上,不管历代代皇权如何递嬗,而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道家思想,基本上是起着意志精英们滥用优势的态度,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帮助国家实现“缓和社会矛盾求得长治久安”的目标。在国家管理上,政府也只能是通过有限的控制来规划全国的生产和生活,一是通过科举来选拔民间承担培养费用的识字人才,并通过这一事业来规制话语权的作用方向,在实际管理中间则皇帝认命的官员只到达县级,乡村则在官吏指导下借助民间的宗法势力实行自治,毕竟一个农业社会能够承担的管理成本有限,而传统农业时期也缺乏今天那样支持“深度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因此传统中国是一种“弱控制权下”以农业社区自我调节为主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作用强度其实不高。

    皇权关心社会矛盾的缓和,一个长久不变的政策方向是“抑制豪强”,防止精英阶层权力过度扩张侵害老百姓的生存利益,避免社会动荡和革命形势的出现,以维护自己的家族统治权。这样的施政目标,应该说是体现了皇族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效果,最后要遭遇到管理和信息成本的实际限制,多数情况不得不屈从于执行成本的困难,只得听任官员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起作用,所以管仲发现的那个“社鼠城狐”的故智总是被历代贪渎官僚重新发现和运用,由此也产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紧密勾结――绅商合谋建设分利同盟,共同坑害老百姓;同时在他们实现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同时,却把逐利风险和成本向政权转嫁,在坑害老百姓逐利的同时,激化的是整个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最后走向改朝换代的革命。

    官僚精英群体的代理人性质,以及他们把权力按照自身利益需要来运用的模式,往往在王朝末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明末崇祯发出感叹“朕非亡国之君”,但是身处分利同盟中间的官僚们,则不为所动。实际上在王朝中期的时候,官僚们按照分利同盟的目标行事,便已经相当突出了,王安石和张居正变法的时代,就是因为看到了官僚们参与的分利同盟实力已经坐大,有一种“大厦将倾”的危险,所以在皇帝的支持下起而变法,试图缓和、消弭部分矛盾,因为控制权有限而且无法在短期内培训新的替代官僚层,此种“与虎谋皮式的革新”只存在失败的必然性。钱德勒说成功的企业都是在生产设备、销售组织和管理结构方面进行了三重投资的,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失败,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不存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管理结构”的可能性,为此分利同盟中间的官僚们身上拥有“前期管理结构投资”中间形成的、而且是无法被替代的积累资本,因此这些既得利益者就不可能在改革面前让步,最后这样的分利同盟恶性膨胀并主导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在“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潮流中间与王朝一同倾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喜欢指控坏皇帝,但是永远不反省他们历史上那些同类的恶劣品质和贪索无度。

    农业时代的利益关系相对简单,利益流动范围对多数人而言也局限在一个熟人区内,因此乡村不需要强大的控制权也能调节好利益关系,舆论也很有效。而工业时代利益分配和流动规模急剧增加,分配范围急剧扩大到全球规模,超出狭隘的乡村地域和舆论调节起作用的范围。因此对控制权强度的要求,就急剧上升,并带来新的阶级分化和对立,范围扩大使得人们必须在“缺乏认同”的条件下来调节利益分配关系。人们掌握自身利益和命运的能力普遍下降,一切有赖于外在的控制权作用。工业社会的管理强化带来这样一种悖论:管理不强化不行,强化管理又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工业社会常常陷入一种“以控制物来控制人”的间接控制模式,结果造成经济统治社会,由于利益分配是存在着明白无误的“此消彼涨”关系,由此更激发了人们的对立和竞争意识,特别是因为利益靠外在实施的制度来保证,被统治阶级必然对肯定统治阶级优势的制度持不认同态度,这又极大地扩张了制度执行成本,增加了被统治阶级的负担,恶化了阶级关系。如果没有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这样一种控制方式总是加剧竞争和社会分裂,由此带来的竞争成本和代价很快就会越出社会能够承担的管理成本极限,勉强可行的前提条件是在欧美日那样的富裕条件下缓和对垒阶层的分配紧张和竞争关系,是它们能够维持起码的社会政治稳定。

    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那是他认定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点的个人主义和竞争规则,还继续能够为欧美日这样的社会进行社会关系定型,不会遭遇颠覆性的困难。

    毛泽东关注“不认同的力量”来为工业社会关系定型

    历史观中间最严重的分歧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如何定型和制度如何设置?换言之,不是过去,而是关于未来的制度诉求和对历史的解释,这决定了历史观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社会关系定位,以及延伸到权力运作和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是:通常情况下掌握控制权的是精英阶层,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主要是他们掌握的,在制度和社会关系定位上必然发生的是向精英们的利益和需要倾斜;然而精英们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平民阶层的利益得不到兼顾必然引发不认同的意志和力量的集结和运动,特别是这样的运动总是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滞后发生时间,短期内精英们的利益扩张能量常常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听任这样的事态演变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革命,面对革命这样极端高的社会成本,能不能在制度和分配关系定位的开始就进行平衡,需要的平衡又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许多专家已经不忌讳谈论中国将要发生危机的当儿,需要答案的迫切程度急速提升。

    社会关系的合理定位,意味着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和运用上要有一个照顾到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平衡,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社会竞争的结果是收益迅速向精英阶层手里集中,被排斥的多数人越来越不满,社会矛盾和鸿沟表露无遗。

    农业时代的利益分配关系在常识下定型。工业时代的分配关系复杂化又遭遇强烈的不认同社会分层结构和国别结的区隔,适合中国的利益关系定型方式有待于探索。中国的精英主义者认为欧美日的社会关系定型方式和制度模式就是成熟的,可以照办照抄,而毛泽东注重不认同设定的限制,这被毛泽东概括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争论。有的精英认为按照今天的技术条件,可以方便地瓦解平民阶层的不认同力量和意志,即便是面对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有的人也拒绝重新考虑问题和解决方案。

    实际上,把关于历史观的争论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高度,并结合精英们的现实力量优势和长远利益的风险来进行,这样的争论还从来没有展开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史学界概括为“五朵金花”的那些争论,都是在“五阶段论”历史范式内部的分歧。改革后的所谓史学拨乱反正,也是“一边倒”地照搬照抄西方,真正的范式革命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还从来没有提出过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的过去,并帮助把握未来的历史理论范式。

    中国古人总是强调“循名责实”,理论除了需要满足解释世界的要求之外,还要有适应改造世界需要的内容。因此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使得历史观争论广泛设计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合法性问题,争论未能深入进行,更不用说达成理论共识了。

    不管如何,历史观问题是理解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路径,除了帮助理解并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之外,还确实有特定褒贬扬抑的重大作用,人们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间,才能够正确地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人们还需要一种指导未来社会建设的有组织努力的思路和方向,换句话说历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历史永远是“春秋”,要起到“寓褒贬别善恶”的社会功效。历史观要提供评判社会制度和臧否人物的适当标准,从前的“五阶段论”历史观未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左右两派都有不满意过去那种教条化“唯物史观”的理由,毛泽东对一些“唯物史观”的关键发言人,实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不满。今天看来,关键问题实际上没有展开,更谈不上解决。

    毛泽东所说“两条道路”之间的竞争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在工业时代如何定位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如何在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中间,求得不认同和控制权力量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毛泽东总是说要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把这个平衡的要点着眼于“不认同的力量”方面来厘定。

    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怀疑国家机器的服务方向问题,在农村和工厂里追求一种稳定社区建设的权力和管理模式,注意舆论作用的大众性。确实是在为工业时代立法,这呼应了农业时代中国的强大思想遗产,与先秦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合流。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部分理解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史学在当时一支独秀的原因,这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的问题要在历史的大视野里去把握和叙述,而现实社会关系定型的答案,也最可能由历史研究来给出。

    多数人的组织成本极高,这是不认同力量集结和运用方面的一大限制,文革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给出了在通常情况下“不认同力量”能够起作用的实际界限。而革命时代,哀兵奋起态势下多数人的组织成本急剧下降,是平民阶层实现力量凝聚并主导和创造历史的关键,革命时期低成本整合的条件无法在和平年代简单复制出来,这是文革转入混乱和失败的关键。但是文革提出了根本问题,暴露了历史动力学中间的许多重大课题。平衡的把握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平民阶层力量无法在通常情况下凝聚起来以制约精英阶层的优势运用,没有力量对比的现实平衡宗是鼓励精英阶层走极端,社会矛盾由此走向激化,因此把握平衡只能在超越现实力量对比来通过政治人物的主导下实现,无法得到平民阶层的力量支援,“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对此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中国历史的强大经验下,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和文革的教训还遗留在同一代人的脑海里的年月,也许历史观和意识形态会能够超越精英们的狭隘携裹,走向正确的方向,从而使得体现在意识形态中间的文化权力,能够帮助制约精英们走极端的趋势,能够帮助中国人找到这样一条路:实现没有力量对比均衡下的社会关系平衡并避免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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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修改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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