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田按:根据兰考县志记载,兰考县处于黄河“大摆尾”地带,境内可以辨认出的黄河故道有十一条之多,因为这样的历史原因带来当地的“沙、捞、碱”三害,成为中国农业灾害最严重的地区。195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批准他休假期间,特意去兰考考察,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河南省官员商讨治黄方案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规划,由于毛泽东在政治上鼎力支持,此后下游地区的治黄思路与以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业集体化之后,基层政权动员劳动力的能力空前提高,由此逐步开始利用剩余劳动力进行“防治三害”的努力。困难时期过后,焦裕禄到兰考任职,依托并强化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树立了“五大样板”来激励群众的集体努力,开始全县范围的系统的“除三害”努力过程。1963年由国家出面协调,山东曹县炸毁了阻水建筑,在省际合作中间为兰考县排涝创造了条件。此后,兰考不仅组织了系统的灌溉和排涝渠网的建设,还陆续建设了黄河下游最大的引黄灌溉工程“三义寨渠首”工程,以及东坝头提水灌溉工程。

    文革期间,焦裕禄的副手张钦礼主持兰考工作,大胆任用青年大学生杨捍东当生产指挥部指挥长,领导群众系统改建并加固了1958年建设的“三义寨渠首工程”,使得工程的灌溉效益达到并超过了原设计规模,同时还大规模进行“引黄淤灌”事业,有数十万亩盐碱地被淤成好田,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再加上长期动员劳动力广泛开展“深翻压碱”和“种植泡桐树”防风沙的工作,原来危害严重“沙涝碱三害”得到了全面的治理,由此兰考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依托集体的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粮食增产的第一步,化肥供应的增加则是农业增产的第二步,迈出第二步不是兰考县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而是要依靠整个中国重工业基础的进步才能实现。在新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支持下,1969年兰考第一化肥厂开始筹建,翌年5月投产,设计生产能力3000吨,后经历年技术改造,产量上升到12000吨。1975年兰考第二化肥厂开始建设,设计能力5000吨合成氨,后经扩建达到15000吨。兰考县磷肥厂1973年6月筹建,1974年4月建成投产,年产磷肥10000吨。后来曾经于1978年停产,1981年恢复生产。由此兰考农民亲眼见证了在化肥作用下,粮食亩产快速攀升的过程,实现了解放前“吃饱包皮馍”理想之上的生活水平,非常有意思的是,农业增产的第一步、也就是兰考农民为之付出大量艰苦劳动的生产条件改善过程,本应该给他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却被他们选择性地从记忆中间淡化了,两位老人在谈话中间基本上没有提及,而他们记忆最深刻的部分,反而集中于“劳动投入减少、产量增加很多”那个时间段,这是工业化成就帮助农业实现快速增产的时期,而对于当年为支持工业化快速推进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粮食上交很多――却颇有怨气。

    2005年5月中旬,老田应挂职副县长何慧丽之邀到兰考,期间访问了当年兰考县主持系统治理“三害”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杨捍东(张钦礼副手,时任县委副书记,生产指挥长),大体了解了当年兰考群众在政府组织之下,在改善生产条件方面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临近离开兰考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合作社里参观,一个积极分子非要拉我们去看他们队里的渠道,他说集体时期打的井,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因为井水碱性已经很重了,失去了灌溉功能,一浇麦子就死。现在灌溉全部依靠渠道了,但是多少年来渠道都没有经过整修了,也失去了灌溉功能,我们回程中还看到因为渠道废弃不用已久,所以就有好几户村民在渠道后面建了新房子,为了进出方便他们把门前的支渠填平了。这位农民非常担忧地告诉我们,他的麦子长势很好,如果浇上水,亩产千斤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老天爷再不下一场透雨的话,浇不上水的麦子,今年亩产能到500斤就谢天谢地了。

    在兰考期间,老田还对兰考县大李村两个老农作了访谈,这两位都经历上个世纪变动最大的时代,有着中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完整历史记忆,亲身经历了并参与中国人如何才能吃饱饭的努力过程,虽然他们视野里只有微观的增产过程,但是也是很有价值的,下面是老田当时简略记录下来的谈话内容。

     

    大老周(78岁):我们村子没有盐碱地,有青沙地,北风一吹沙都跑出来了,解放前村子两千郎口人。我家里姊妹三,还有父母,五口人,家里只有八分地中间还有坟。租种人家80亩地。当时有两种分法,一是自己出种子肥料耕牛,这是“五五分”,还有一种是“八二分”,种子和肥料都是人家的,后来掌柜的儿子大了,能够下地,八二都不够。土改的时候我家里已经有八口人了,人均好地孬地分二亩七。大李村人多地少,人均地只有一亩多,土改时期跟严楼一个土改区,他们村地多。分地之后,就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慢慢地就好上来了。解放前麦子每亩合八十来斤收,也见100斤麦子的。到高级社的时候,产量有一百六七十斤。快分地的时候,化肥多了,产量有个三百来斤。分地之后,化肥就多起来了,磷肥、硝酸铵,一般的麦子都能收六七百斤,挖河之后,地又重新分了。

    周队长(76岁,老生产队长):我生于1929年,家里有父母和姐妹三个,五口人,自家有六七亩地,麦子每亩百十斤,还中绿豆、红薯、玉米,粮食总是不够吃。自己就做个小生意,卖枣子什么的,走雁林、湖口、杞县这一路。解放前的理想就是想着叫吃饱,哪一年都是过了春节就没有吃的,只好借帐,借一斤高粱还一斤麦子,借一斤麦子还二斤,那时候就想着啥时候包皮馍能叫吃饱,就好了。

    土改时成立农会,有会长,是东头的马进德,后来换马三,周道祥,换了几任,我是积极分子。俺庄的地主少,村子80亩以上的大户没有,好像有苗传德、彭新启,就是地叫人家种,家里二三十亩地。

    抗美援朝的时候,村里有人去参加,后来也转业回来了。那个也发动叫捐献,有啥拿啥,啥也没有的叫拿个鸡蛋来。

    后来就开始搞互助组,三四家、四五家成立一个。那个时候,我家那个互助组4家人,加起来二十来人,三十多亩地,有三头牛,犁耙只有一套,你家有个犁,我家有个耙,合起来才有一套。每年种两季,如果丢秋就只有一季,有的人种了红薯就不种麦子了。互助组干活的时候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犁谁家的地,就谁家准备饭,锄地也是在一起,但是粮食还是各人收各人的。那个时候公粮交的少,具体多少记不清了,但还是有个时候家里粮食少,费用大,还是不够吃。

    互助组罢就是初级社,大概是二三月的时候成立的初级社,互助组时候底下还是分散着的,成立初级社都合伙,大概一百来口人不到二百口人,大李村四个初级社,我是社长。初级社最好的时候,麦子亩产有二百来斤。

    初级社有个二三年,就成立高级社,高级社也是二三年,高级社有社长、会计,粮食多少都交到高级社,减去公粮再分配。有的队搞得好,粮食就批的多。高级社的时候粮食不到二百斤,到人民公社就不中了,下降了,家里的东西成大家的了。成立人民公社,胡庙是一个公社,俺村合大伙,几个队合成一个联队,东头西头割一个联队,头一年还好一点,各队种的庄稼还好,合成大伙就不中了,种地马虎。一个联队六七百口人,西村一个大伙,有连长副连长,我是排长,当排长的管分工,犁地耙地分开,弄啥搞哪一门,领劳动力锄地收庄稼各把一门,庄稼就不中了,都入公了。

    浮夸风就来了,叫你搂这一片地,一天给我完成,想办法加班也得锄完,别管谁的,都是公家的,离得近,就下他家里,搂花生一天得叫完成几十亩地,头一年的东西都摆地下了。一年多一点,又分成生产队了,就分开了,一个大队管理西村分成三个生产队,一二三队,我担任三队队长,200口人,300来亩地,东村也分成三个。59年就分成生产队了,60年弄的还差不多,61年就不中了,家里有的东西就叫上交了,浮夸风,说的多交的多不够吃,三队搞得好一点,种红薯多,吃的都不够,大李村还没有饿死人的,中红薯多。

    最困难的是61-62年,最好的是红薯干,挖野菜,洋槐叶就算好的了,柿树叶都吃过,红薯藤、花生禾也打成面做馒头吃,都饿得浮肿了,大部分人都浮肿。从62年产量一直下降,降的不多,上交的多,麦子合百斤收,报二三百斤,说少了不中,一上交底下就没有吃的了。62年一口人批四十郎斤麦,七队一口人批十四斤麦,东西都上交了,都饿得浮肿了。俺村红薯种的多,产量高,能当点,没有饿死人的,听说东边的小李村、田庄、郭房店那一片厉害,有饿死的。

    生产队的时候,见到50000郎斤麦子,最高的那年一口人批140斤麦子。此外就是红薯、高粱,玉米还少,萝卜。产量合二百多斤三百斤收。还没分地的时候,把我提到大队搞副业,当20年队长,有17年领着搞条编。

    分地的时候,有的人还不相信化肥,那时候就是碳铵、磷肥,相信的,妥了,产量就提高了,打到四五百斤,光靠农家肥的产量就低。现在每亩地,一般的麦子八百斤以上,好的上千斤,一亩地现在种麦子,磷肥一袋、碳铵一袋作底肥,到下年浇地的时候,尿素一亩地二十斤,多了也不好。刚刚分地的时候,不敢上,二亩地上一袋碳铵,麦子拔节的时候再浇一次水上二十斤,下两遍最好。生产队的时候也有化肥,少,很少,有的时候买不着,每亩十来斤,双钙、碳铵。

    解放前就是想着教吃饱,哪一年过了春节都没有吃的,借帐,借十斤还二十斤,借一斤高粱还一斤麦子,借一斤麦子还二斤麦子。现在过的好,比解放前大地主过的都好的多。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是“包皮馍”叫吃饱,现在还炒菜吃,凭咋个也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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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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