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每亩投入的年劳动日数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减少,大致上可以认为进一步追加劳动日投入所取得的净收益,抵不上农民从增加劳动中间感受到的“负效用”,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将自动选择停止投入,这个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水平,应看作农民自愿选择的均衡点。过去二十年的粮食增产,与劳动投入变化的关系不大,而与化肥投入增加的关系则十分明显,1984年比1978年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了96%1998年比1978年增产2亿吨,化肥施用量却增加了362%。④

      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曾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在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方面,需要在短期内(例如冬季休耕或者季节性的休耕时期)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日,土地平整还常常要涉及到相邻地块之间的占压问题,今天的单个农户之间,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利益协调和劳动力动员问题,在分田之后几乎所有形式的中低产田改造工作都已经停止。农田水利建设不仅新建工作停止了,而且维护工作也难以落实,水利失修非常严重。事实告诉我们,单个农户无法大量投入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需要依托一个集体组织。今天化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再对农业和粮食问题掉以轻心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忽视进行土地改良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条件,忽视农民选择的劳动投入均衡点,实际上是希望在简单的“收益激励劳动投入”公式下,由农民主动选择无限制地投入劳动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拒绝考虑国家对农民提供适当的帮助和保护。

      学术很难中立化,也很难避免去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似乎不必对此苛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理应进行全面反省,需要真正的“科学态度”去充分认识现实,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二)乡村管理与农业技术服务的实现方式与成本考察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是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剩余有限,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很多,这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如果基层政权不是生产性的组织,着眼于有效利用农民的大量空闲时间,肯定是难以增加农民福利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机构显然以“小”为好,运行成本以低为好。

      今天的乡镇政权体制,通过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废弃而建立起来,在组织结构上是体现西方现代管理信念的“科层制”模式,政府各个机构按照“分权”与“监督制衡”的要求叠床架屋地设置起来,结果带来了官员数量的急剧膨胀。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专职干部,设立乡政府的时候机构定编却有30多人,结果是乡镇政权在取消了生产指挥职能的情况下,人员急剧膨胀增长300%以上。

      农业技术服务职能,原来是由人民公社内部的“八大员”(如农技员、机械员、植保员等)承担的,改革后也根据市场化信念的需要,各自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就是通称的“七站八所”,这些机构为了能够覆盖农村的广大区域,也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为了降低自身的市场经营成本和风险,这些机构也往往紧密结合地方政权的收费体系,向农民收取固定的费用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结果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其他吃皇粮的官员一样,也参与榨取和瓜分农民的有限剩余。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技术服务只面对生产队,因此服务对象数量只有“分田后”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服务实施过程中间,技术人员不需要考虑合同管理和资金结算,生产队也大多不会对公社违约,服务提供的一方也不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因此服务成本当然就非常低。当前,迫切需要从服务农业和农民的起点出发,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着眼,去考虑服务市场化的“高成本困境”,并检讨改革设计背后那些“不容置疑”的西方式现代化信条。

      换言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撤销人民公社之后,其结果是按照现代化信念,给中国的剩余非常有限的农民,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一个高成本的市场服务体系。结果是在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的同时,服务和管理的效果却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持续恶化。

      由于研究者自身特有的“现代化眼光”的局限,在问题重重的“改革措施”运行了二十多年后,即使恶果已经昭昭在目,但学界的反省和检讨却迟迟没有进行,因为管理科层制和服务市场化是作为西方现代化信条的两大支柱而存在的,因此成为“免于怀疑”的对象。而温铁军先生的务实研究则指出:中国剩余很少的个体小农是无法支撑现代化的高成本制度模式的。这种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认识,因为不支持西方式现代化信条,在学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完全拒绝考虑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实现方式,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合作能力完全不作分析,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提取与农民负担这一对立上面,研究者很容易地就作出了“取消乡镇政权”的政策建议,而完全不考虑农业发展是否需要政府参与,他们从不肯反省“科层制的现代政府模式”开始,现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无政府主张。至于农民之间是否需要进行合作,农村可行的合作组织将如何成立,服务和管理应该设置在什么层级,研究者几乎不予考虑。

      剩余很少的小农无法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也从来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农民经济组织。而且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单位内,不仅无法支付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学习成本,连传统耕作技术都不能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顺利进行传递了,因而普遍发生了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许多人喜欢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美国也都是私人家庭农场,没有什么合作组织。恐怕不是农民不愿意合作,而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成本无法解决。在乡村组织的管理中间,由于农民剩余很少,很难通过成果分配差异建立起“金字塔”去引导人们的行动方向,从而使得最有效的管理手段——“物质刺激”难以实施;“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村不发达,乡村舆论相对自主,可以作为对管理者的监督措施起作用,但是难以针对被管理者。因为有这两大困难,农民的组织恐怕就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赋权”和外来的管理权威。农民的合作组织,古今中外都是例外,人民公社时代的普遍组织化,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解决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来源问题;也同样是依靠外部强大的舆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是压制了农村内部难以为管理者所控制的“自主舆论”,结果是在不使用成果分配作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情况下,免除了农村基层管理中间难以解决的管理难题。

      从农民在政治和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着眼,许多人都认识到农民需要组织起来,组织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要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去寻求合作努力的机会和空间。与民主的信念相联系,多数人总是顽强地寻找农民自组织的路径,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历史,对照看一看西方国家的情形,就知道这种自组织的指望不大。目前在农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已经对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宏观上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但是失去了生产队这样的生产性合作组织作为依托,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村干部,都已经难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了。这个课题是不能回避的,迫切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

      四、寻找低成本管理与低成本服务的实现路径

      导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起成长起来的,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现代社会利益分配关系的复杂化,也使得利益分配范围急剧扩大和分配规则相对隐蔽,因此就带来“信息不对称”的极度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难以把握自身命运,连理解自身处境都发生困难,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社会科学的帮助,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主流舆论和学术主导作用上升的原因。乡下人的“不明白”的地方远远少于城里人,农民通常居住在贺雪峰教授所称的“半熟人社会”⑤里面,“信息不对称”没有多少现实基础,因此不存在为少数人所主导的“社会科学”,群众舆论是基于“自主认识”的,基本上不受乡村精英的控制,这样乡村舆论就不能成为一种乡村精英用以整合多数人的手段,反过来群众主导的舆论对乡村精英却具有反向监督作用。

      乡村社会居民相对稳定、长期相处的特点,使得舆论的调节作用很大,农民多重视舆论评价和自己的长期形象,对舆论反应敏感并借以进行相互规制和自我调节,个人行为以“自律”为主;只有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面,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主要依靠契约和法律调节,人们的行为调节才转而以“他律”为主,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一个重大区别,适应城市特点的各种管理方式,多借助强制实施手段执行,成本很高。乡村社会相对有效的自主舆论作用,可以作为对干部的反向监督资源和激励因素,在这里可以找到建设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契机。

      否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重大理由之一就是管理上存在各种问题,由此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也不理想,这当然是事实。然而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干部和群众不再在生产和分配中间出现摩擦,但是体现在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背后的干群关系紧张,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干群关系反而更加困难。看来群众监督干部的难题,并没有因为实现“分田”而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最终难以根本解决生产队管理给农民带来的不快和问题,那么就要把这个作为合作组织的成本来加以考虑;首先在与非合作方式带来的代价进行比较之后,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同时也要与合作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看是不是可以部分抵消对合作成本的排斥。

      合作有什么价值?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部分机械去替代最繁重的劳动,生产队比单个农户的规模要大几十倍,对于个体农户难以承受一些常见的风险,如役畜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等,是具有天然抵御能力的,扩大基本生产单位本身,就能够自然提高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这两者是无法以物质福利做数据统计的,但是农民并非不需要,它们是最现实的“非物质福利”。合作组织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学习成本,对推动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如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条件的;高扬程取水抗旱和机械脱粒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现了机械化,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在资源消耗方面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也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大规模的生产队存在,能够带来对工业机械的需求,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享受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能够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有意义的物质和技术传递关系,避免城乡“断裂”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集体经济时代管理方面的重大教训就是: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毫无意义地要农民长年累月下田,最后增加的劳动投入实际上不可能导致产出增长,结果是农民干活窝工,不仅积极性丧失,而且导致农民对集体管理感到难以忍受。需要考虑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托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和体育活动,让农民在生产之外能够实践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把增进非物质福利作为努力方向,去寻求人生意义的支点。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即使物质福利方面有进步,也要考虑这一方面的损失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同等收入实现的城市生活质量将远远不如农村。

      从古至今,管理手段主要局限于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三种方式,而根据毛泽东的总结,这三种管理手段可以归结为“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两种方式⑥。物质刺激手段的作用机理是,利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在剩余分配上根据需要去制造等级差别,借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而精神激励方式则充分利用人们对舆论评价的感受。注意管理手段的选择,就要充分注意在乡村社会“剩余很少”和“舆论作用很大”的现实,哪一种模式才是合适的。

      在剩余很少的农村社会,人为设定剩余分配的等级阶梯去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样一种管理手段在使用上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在此情况下,合作组织的管理工作就更加繁杂和琐碎,这意味着乡村精英要在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承担繁重的管理事务。要乡村精英在管理岗位上发挥作用,就需要考虑如何发挥乡村舆论有效的反向监督或者激励作用,这是寻求合作组织内部干群关系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探求反向舆论作用的条件。

      从毛泽东时代合作组织的经验看,精神激励作为对乡村精英的激励因素发挥作用,需要抑制干部、公共服务人员和农民之间个人身份与地位方面的分化。在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享受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每个劳动日是由所在生产队记10个分工,老师在放假期间还要与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中间的一员,大小队干部根本不脱产,公社干部和技术员多数人是半脱产性质的,只有少数公社干部是拿工资的全职干部,这个时候是存在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身份,就没有社会地位与身份分化带来的鸿沟,农民对他们的评价和友善态度对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受到乡村舆论评价的激励,真正的物质激励作用是几乎没有的。今天的干部和教师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与农民中间具有明显的阶层地位分化,只要有可能,他们连找对象都要避开在农村的“职业”农民,做房子往往要到县城边上去找地方,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民的评价,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重了。这个时候,乡村舆论的激励作用即使还存在也非常有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空前突出,真正的服务意识反而淡漠了,服务的素质和对农民的服务态度都相应成问题了。

      从正面讲,精神激励可以作为一种对精英的激励因素起作用,从反面讲舆论也要能够形成有力的监督。今天的干部、老师、医生对农民的态度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会身份方面的分化弱化了由农民掌握的舆论激励因素,多数人对精英最有效的反向管理手段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因。这使得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之外,干部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结果推动了基层政权向利益主体方向发展。看来让农民自己当干部,农民自己当老师,消弭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分化,是反向监督与激励生效的前提,是乡村舆论发挥制约作用的关键。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干群关系向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成功经验的背后,就是要有意地防范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身份分化,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毛泽东时代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在社会管理中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低成本监督模式,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尤其适应乡村社会的舆论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要解决对干部的反向监督问题,仅仅给群众一张选票是没有用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管理与监督中间去,在实现监督的方法上面,群众对掌握法律和经济管理手段都有现实的困难,舆论作用确实是最方便最有效的。

      而法律作为一种高成本的消极监督方式,对具有力量对比优势和信息优势的群体(如干部),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世界各国在立法实践中间,都逐步确立了一些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歧视”措施,去限制和抵消强势群体的优势地位,普遍规定了诸如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而且法律这样的高成本制度也很难在乡村生效。研究“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却完全漠视乡村社会的特点,试图在剩余很少的乡村社会引进一种高成本制度,在实际中的执行结果都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二十年基层干部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和对农民的过度提取之所以可行,就是失去了乡村社会最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而监督失败首先是从制造身份分化开始的。

      五、去掉“理所当然”的前提才能更好地兼容现实

      我们分析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服从农民数量难以大幅度减少,而同时流入农村的资源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限制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探求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

      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将更可能引发官员不对下负责,滥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也要比“自下而上赋权”方式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的分析前提是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问题的障碍,在组织起来之后的内部管理上,也难以利用“物质刺激”和基于舆论控制的“精神激励”手段,换言之,就是农民合作自己无法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手段运用问题。因此外生型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作为研究者,要刻意回避符合某种书本标准或者西方标准的“好制度”的诱惑,而是要面对现实去寻找一种适应中国农村特点、并且能够确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模式。

      笔者关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一点设想,实际上也是复活了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是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所作出的艰难探索里程的反省与思考,是总结了公社时代给农民提供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经验——抑制身份分化发挥乡村舆论的激励与反向监督作用;也根据自己的感受,注意了当时农民最为不满的僵化管理模式—— 一年到头都要下田,所以突出了农闲时间开展文体活动的设想。同时我的设想,都是基于农村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中国农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其满足方式就必然要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寻找解决路径,因此农民就不可能照搬以高资源消耗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方案。

      人世间没有多少新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选择合作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担负管理责任,其他的选择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是大规模的私营农场,我认为私营农场不可行,一盘散沙不可取,剩下的选择无论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都恐怕和庄园有些类似之处,毕竟是一个在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组织。

      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还有没有“非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今天单个农户确实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中国是2.14亿个农户耕种不到1.3亿公顷土地,如果通过土地私有化方式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即使考虑户均3公顷的低水平土地集中,需要排斥的农民就高达3/4以上,离开土地的农民数量太大而且没有出路,即使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仅仅考虑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这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合作生产模式,实际上是要恢复生产队,搞“社会主义复辟”。

      在社会现实中间,竞争也是以群体竞争方式存在的,竞争主要是在组织和机构内部实现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对外竞争的,在竞争群体内部发挥组织作用的因素只有两种:要么是权力,要么是资本。我们看到的工商业组织都是资本主导的,今天“国企”和“私企”的区别只是资本来源不同,在运作方面都是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需要;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总是权力主导,运作资源来自某种形式的“税收”,舍此之外,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现实社会里早已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了,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叙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府背后起作用的是政治权力,而在社会和和所谓市场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这些叙述都是拿“权力”和“资本”的特点作对比。

      资本进入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以农村教育为例,资本进入大概能够解决5%10%的乡村富人的需要,此外大量的农民是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资本肯定是不屑一顾,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勉强算是回答了“社会在哪里”的问题。而且在权力与资本的管理权威来源上,资本服从“所有权排他性规则”,只能是“私器”,而权力从性质上来说是“公器”,权力当然也会蜕化演变成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尽人皆知的。

      自从人世间设置了国家机器,出现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一直存在被少数人垄断用以牟取私利的可能,正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社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世间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和话语权总是为精英阶层所掌握,也总是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而因此确立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也决定了多数人在精英阶层面前的弱势地位,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悬殊使得“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为可能。但是相比较而言,权力监督还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性质上决定了权力是“公器”,不涉及资本财产权和知识精英话语权的“自由原则”。只要考察一下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对程序民主迷信的人,要远远多于迷信“均贫富”的人士,民主之所以可以成为迷信的对象,其基础还是在于这样一个认识:权力就是公器而资本不是公器。问题总是出在权力使用方向上,而且权力的监督也确实有困难,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最近二十年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因此就试图避开权力去解决问题,那是比较幼稚的想法。许多人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多数人利益说话,却一方面要求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权力)退出,一方面要求市场和社会(实际上是资本)跟进,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傻子,那就肯定是骗子。

      注释:

      {1}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三农中国”网站(www.snzg.net)。

      {2}蒋自强主编:《当代西方阶级学说流派》,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58页。

      {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7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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