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间: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晚6: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

    主讲人:老田先生

     下面是现场速记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双周名家的学术讲座!在大学的学生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文化,那么在中国大学里的学生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词自然是“中华文化”,我们怎么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如何诠释和阐释它,其实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着,形成了很多的文化观,形成了很多次文化的论证。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田力为先生来给我们做这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我们聆听一下,田先生如何阐释和解读中华文化的。下面我们以掌声欢迎。

    田先生:

        对于中华文化的解读已经有非常多的文献,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话题,就是对以前各种阐释有一定的意见,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我自己的专业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因为这方面过去的研究还很少,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研究也不是最后的研究,我们只是提出问题,我们要得到很好的重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中华文化这个词,我们也要做一下界定,在文化这个意义上看,有人统计有两百多种概念和不同的内涵,我来用这个词做一下界定,因为我从政治和国家管理这个角度来看,我把文化看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秩序的总值在传递,还有在民间的认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形成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用这个方面来看待这个文化,把它当成文明,作为精神遗产,这两个范围之间,我自己特别重视,文化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管理文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些。

        中华文化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我们采取新的角度,今天给自己放得松一点,有很多问题不做交代,做一个前提提出来,第一点我讲,中华文化它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样式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文化的内涵有非常大不同,这一点主线上怎么看待这个文化。我的基本判断中华文化是合作文化,主张是以合作为主,跟西方近代以竞争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种文化形成区别,所以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华的,而不是西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华文化经过很漫长的历史,特别是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现在还没有定形,他还在为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实现工业化时代,我们这个民族在工业化时代怎么样生产,怎么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调节,这还在不停地发展之中,今天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共识。在二十世纪我们知道,整个大的社会主流思潮有非常大的变化,在五四之前传统派占优势,五四之后西化占优势,在三十年代社会思潮星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占了优势。最近20年又发生新的变化,整个中华文化二十世纪历史非常浓,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把这些东西反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人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古人的主张,在这里面阐释这个内容。

        我们刚才讲中华文化从创立时代开始,经历非常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叙述方便,我提出一个概念,理解历史的框架,根据生产和生活的不同,人类历史可以非常鲜明地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是前农业时代,按照原来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在生产部落的生产方式。第二以农业革命为标志,那么在农业革命完成之后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基本上受农业核心产业广泛普及的影响,整个社会关系包括利益分配关系,都受这个产业的主导和改造。在这个共识性事件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中国和西方非常不同,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我们做了一点交代。从前农业时代我提供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农业化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中国的政府对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利益分配关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以后,大概从1840年开始到今天,工业化在不停地进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这个过程,工业化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改造,对社会关系的定位都不能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虽然有有人认为我们到了最后关头,但是没有共识。

        最近在经济学界有了争论,刘国光老先生发了论文,我们不评判他,这说明对未来社会关系怎么定位,我们国家有现在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在学界和思想界没有解决,而且这个争论非常凶。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工业社会我们国家的自然特点,我们社会关系应该在什么地方可能定位,我们也展望一下。在这里面我们讲到,在中华文化课题下面讲,它跟传统的农业时代形成基本内容有什么大的不同,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要强调,工业社会是真正竞争的社会,而且利益高度分化,认同程度下降,跟农业时代的熟人亲戚关系组成的社区完全不一样,在这种社会里面,竞争是根本性的话题。在工业时代有没有不是西方那样的竞争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毛泽东的探索过程,他基本上不是西方的那种竞争模式,他怎么样提高我们自己的竞争力问题,在这方面我作为一个内容来回顾。我们刚才讲了三个阶段里面,我认为中华文化有共同的局限,合作文化,合作文化在工业化时代的代表选定为毛泽东,当然毛泽东他想做一个全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工业化时代,在竞争的环境里面,他做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最后招到很多麻烦,这一项思想遗产有价值,而且这样一项思想遗产给整个人类最近200多年来,工业文化的时代的思想,完善了思想体系,有全面的对照价值。

        我们从第一个历史阶段讲起,中国的农业化过程。农业化过程里面我把它定位为为了实现农业化过程,中华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上我们不讲道理,把它定位为从周代兴起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里面根本的社会问题,提给社会思想家,原来在前农业社会,在小社区时代的全面合作,被迫全面合作状态已经瓦解,新的资产竞争真正避免毁灭,所有思想家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时代有道家,墨家,法家和兵家,兵家是在战场上。法家和兵家是运用思想范围,在很多方面综合了几家的思想。这里面我认为道墨都是合作的,在那个时代新的社会应该怎么样,管理团队应该怎么样?像老子认为,新的社会关系定位必然药用新的管理权利,无论哪一种管理权利必然要走向反面。有三句话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第一句话叫做不上贤不真,谁说的是真理谁是贤人。只要你把阶梯引入,把竞争带到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千百年在学术圈里面非常常见的现象,文人相侵,总认为别人的是废话。我们今天社会可能多元化发展了,原来动不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话现在比较少,说明宽容程度在上升。这种竞争他认为跟着上贤过来的,只要社会有思想权利,社会有选拔标准,竞价标准必然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不可能有例外。

        第二种,是对利益的调整。大家将来当经理,大家不爱钱这个人没法管。

        第三句话,不限可欲。八十年代报纸上宣传万人货,发财致富的人带红花,刺激利益方面的欲望,按照西方人说法是理性化管理,提高黄金白银对人的吸引力。只要你这么一用,最后的结果本来我管理是为了大家向一个方向努力,但是你把人的欲望刺激起来以后,使民不为道,有可能用非法手段来拿这些东西。本来我钱很多是亿万富翁,有一系列社会价值的内容就传送进去。我们北大的先生天天在写文章,可口可乐给我们社会带来多大财富,获得的手段变得不重要,这就是张维迎先生主张的赦免罪,这样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为了管理社会,所以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用,结果把它刺激到反面去了。在这个意义上看,老子从我们人类历史上,东西方最悲观的一个人,只要你设置各种权利,不管是经济权利,还是文化权利,还是精神权利,这些权利最终都是少数人压榨多数人,这种结果反而把社会分化,社会矛盾推向极端。在小国寡民,大家没有分工,经验差不多,在信息上平等,没有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在很平等的状态下,至少这方面的分化没有了。大家很容易在熟人的社区里面,很容易对权利制约。

        从中国历史看老子确实很英明,今天对未来得力是没办法乐观。去年北大的先生访问91个专家,71个人认为为了社会有危机,我个人对未来比较悲观。悲观者是深刻的,不是历史退化论的问题,乐观者是肤浅的,竞争是把我的利益无限地扩张。为了管理手段的生效,我们让人们勇敢追求利益,告诉人们追求利益就是光荣。实际上我们也是走到反面上去。那么愈家在政治上面是现实主义者,反正原来的社会已经崩溃,大家生活在一个高度紧密的社群里面,脱离就没办法生存,生产也没办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依赖于这个整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彼此相互认同,利益没有分化,在彼此高度认同的社会里面,不需要强制性的管理手段,这就是自然。自然不要强制性地管理手段,一切搞定这叫自然。自然状态和大同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区别在于不都的地方,大同指人与人彼此的利益结构完全一致,没有分化。自然就是做这种状态下,不需要强制性的管理手段,仅此而已。

        在这里面发展了很多的学术,有一系列的主张,核心的主张我们经常提到内盛外亡,所有的外亡社会要有低成本的管理,要高度认同。社会高度认同的关键,社会的统治阶级掌握权利的不滥用权利,统治阶级不排斥就认为社会大部分问题能够解决。社会没有自动的合作,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下实现,管理必然带来权利,有各种权利,社会分化跟着上升,也会带来后果,他们也看到后果,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办法。默家很注重个人欲望的膨胀,他认为个人欲望膨胀有限度,原来人类发明新的东西的时候,本来为了满足最低的愿望,为了饱暖要穿衣服,为了出行方便所以发明了车。后来这些东西走向了极端,为了穿得好,无限地向前推进,衣服非常豪华漂亮,很多人没有饭吃。社会里面很大的原因跟个人的欲望有关,最理想的状态大家都不要走极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向外推,不要为争夺利益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战争相互掠夺,因为他涉及到个人欲望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看他的管理对象涉及到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他发现没有低成本的管理手段可以用。如果没有上帝就造一个上帝出来,让鬼神帮帮忙,因为他们雇佣不用花钱,这样实行一种威慑,让大家不要走极端。默家变成同治性的团体,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操作自己的欲望。人操作自己的欲望比较拉,老子有一句话,我始终摆不脱,如果我能摆脱我也不要吃饱,这句话是他悲观,绝大多数摆脱不了,还要在这方面作斗争。

        儒家更加彻底一些,孟子有一段话,对内盛解释很贴近,“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个人德行提高,感觉社会很像样子。孔夫子他到六十的时候,听了社会上没有什么刺耳的言论,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到七十岁的时候,老了快要死了,什么欲望也没有的,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欲望没有的时候他觉得境界最高了。在这个意义上看,实际上人类调控自己的欲望,他认为是外死的基础。孟子说得很清楚,他在这个意义上比墨家进一步,对统治阶级,后来梁启超把尊子翻译成少子,尊可以当控制讲,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些人,这种人不是一般的人,这种人也适合当统治阶级。如果人都有这种能耐,他去当统治阶级,他们就能做到不走阶段,这样社会比较核心,他希望经济学界有信息成本概念。只要尊子是好,统治阶级不走极端,老百姓不走阶段。别老担心老百姓谢偷东西,你悬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干。

        如果社会的统治阶级不走极端,老百姓都知道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人帮我们关照。我们未来是可以的,我也不用走极端,多数人能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剩下强制性管理手段只需要针对少数人就可以了。刑法是最强制的手段,一个是教化,这就是告诉老百姓应该做什么,你怎么调节自己的过程。从后来的历史经验看没有那么乐观,实际上也经常破产。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历史非常漫长,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秦汉以后,都发生王朝形式。政府相当于是一个小政府,老百姓不感到政府是压制性的,整个民心比较好。到王朝中期以后,矛盾积累很厉害。经济上的地主跟官僚进行勾结,由于王朝持续的年头比较多,结果是什么?在资产利益里面一切调节都不可能生效。资产会自动产生一种过滤机制,无论涉及多么好的,多么理想的那种制度,到他们的利益面前都给你转一个方向,所有的调节最后还是有利于少数人,不利益多数人。博得多人数的利益越来越膨胀,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造反成本为零的,就不造反。个人利益无效的时候,集体主义精神就发挥出来了。只要用很低的成本贫民阶层可以走出来,低层人可以渗透到精英层。

        从我们国家第一次大泽乡到毛泽东,这种情况很多。在原来反抗中间,就是锄头对镰刀,把这个拿到战场上去,这样的技术差别不利于统治阶级捍卫自己的利益。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形式不得到好转,这都是颠覆。到毛泽东时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武器方面差距很大。有形势力,像经济势力,军事力量,武器这方面差别很大,这一次是大刀长毛对洋枪的差别。毛泽东写文章,我们要跟蒋介石比武器那是比不过的。所以我们在武器之外想办法。后来他讲,我们的小米加部枪比飞机加坦克还要厉害。在有形的势力以外我们有大量的无形势力,国民党方面在无形势力方面差别很大,有形方面的差距不能弥补的差别,所以天就翻了,所以革命就胜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老子已经说过,哀兵的两个条件实际上是平民阶层无限的势力,一是活不下去,竞争意识无限高,个人努力已经无效,这种情况要依靠一个集体。

        毛泽东的位置不能再造,他选了很多接班人,但是没有办法传。毛泽东跟刘少奇,他知道他的威望跟不上自己,能不能在集体里面落下,但是还要抑制官僚走极端倾向,最后跟刘少奇分裂。他在党内怎么搞的,他让80%的干部做检讨。赵子洋死前出了一个访谈录,他说在毛泽东同志年年做检讨,不论怎么努力,如果不做检讨那是不谦虚。我们讲到这里任何行政体制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困难,无论你是最上层的人是多么理想化,多么愿意推动大家向正的方向走,但是你的力量非常有限。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推动力量强一些,与80%的人作对,总是向这些人让步。特别是搞桃源经验,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搞独立王国,叫底下的人靠边站,最后说干部分一类二类,最后看对工作什么态度,对上级什么态度,考评体系把他们丢到一边。所谓独立王国基本上大家勾结起来,你不说我坏,我不说你坏,但是政治风险比较低,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广泛存在的,不管在政府里面,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这种很严重的现实反映在理论方面非常迟缓,在西方也是一样,在美国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官僚制管理的企业,19世纪70年代开始,反映这种官僚走极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20世纪八十年代,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型,董事会作为委托人,各级经理班子是代理人,代理人对委托人有信息优势,最后要制约它,主导方向是很困难的,最后他想出什么高招。我们看在管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把企业搞坏了,最后都归我多好,就算没搞坏,把它说成坏。我们这几年国企改革很厉害,各地都是这样,企业做账,把企业做亏损,那样政府就没办法了,就卖给了企业,成了这样的状态。这里面涉及到很根本的问题,我向大家推这种模型,管理需要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不一致。你无论对个人如何让步,这个企业这个机构,还有其它的整体目标,还有其它人,这个让步走不到底。所以社会在这个中间循环也印证老子的管理壁垒,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上操作多数人的命运,让步的结果还是没有极端,管理深没有出入,跟老子的判断一致。相信民族,相信市场,相信效率个人的幸福理念,跟我们以前的共产主义差不多,最后的结果都很糟糕。我们很清楚大概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草之后,我们当时刚刚进学校对这个决定非常清楚。我们改革重要的问题是增强国有企业的合力这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要强化权利。推出全面质量管理,你干什么事儿给你记账,最后出了事儿可以追查你。实际上在对工人威胁程度上集聚上升。我们知道在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发生争论,四人帮反对物质刺激,邓小平支持政治刺激。政治学解读,管理者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条件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原来生产多少没有关系,管理者的权利很小,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现在由管理者说了算。现在也是管理的两极分化,最后走到下岗分流,企业办不下去的,只要这么一搞国有企业效率就会上升,最后办不下去了。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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