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命运,能带来企业效力的好转,基本福利得到改善,整个国家的GDP都会发展,这现在不是很成立。我原来学经济学很关注这个数字。1985年开始改革,改革后果在普通人了解的效力是急剧下降。到1995年的时候,所有工业净产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在利润方面要下降更多,1985年是19.1%,是这样的一个后果,跟经济学家说的相反。管理方面不存在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看,我把它延伸到今天也是为了论证老子是非常高明的,所以大家要有兴趣,大家可以把老子的书找来读一读。

        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讲到今天还要讲另外一个特点,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不一样。在农业时代大家成长的时候,不一定非到这儿找食物,我们在田边在地头,我长大以后我自然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我能够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到工业时代以后不行,我们必须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研究生毕业就业不乐观,实际上还不太够格,我来之前我们楼下放着前程无忧招聘,出现最多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第二要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好理解,企业不想要培训费用,你要先培训好,来了可以用。要有良好的关系,来了以后能拉来大量的资源,为企业增效力,这样一做很大问题,这两者在学校里不能顺利完成,除非像北京大学办的毕业班,这里面有大款,普通人大家都很难做这个事儿。在这个上可以提非常离谱的条件,实际上自认为有强势地位,反正你现在就业很多,没有就不答应。这次也是一种权利关系,能提这种很离谱的,就是这个原因。1990年我毕业的时候没有这种严重状况,我们班上的同学不用找工作,在学校等就能找到工作,基本上也是有白领单位,那时候没有高薪,可以等着长工龄。那时候我们的地位比现在大学生地位高。我们在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做工作,是不是到我们单位去。早几年的学姐们,好多单位都要让他们挑。工业社会有这样的特点,一个人要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个体,有很漫长的成长过程,有很高的教育成本。

        在工业社会要有很强的权利,要进入到你的灵魂深处。我们在学校里,在工厂里,在日常生活中到处被人监视。在这个意义上看,在工业社会人的地位确实在堕落,而且工具化。我们刚才讲两个条件,不关心你的成长,只关心他的利益,最后他把你变成为他效力作贡献的工具。求业很多人的情况下,他有很高的选择权,有相对的优势,可以提一些不合理的条件,这是工业社会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方面,我认为马克思的看法很有道理,生产社会化有一个严重弊端,原来养一条牛生产环境都具备了,没有大机器大工厂做依托,这样的依托要超出多数人的范围,劳动者不控制生产资料,我只是生产过程里面的小小的螺丝。还有一点我的劳动成果跟我没关系,我种田入我的谷场里面,劳动成果还是控制在我的手上。到工业社会我们没这种东西,我们出来以后孑然一身,上班以后家里什么也控制不住。在生产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权利集中化过程,跟多数人相互分离。早年马克思称为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觉得自己的命运困难,我明白我的命运很困难,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这都很难。我来解释,最近二百多年社会科学聚集膨胀,在很多方面适应市场需要,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想要了解自己的命运,但是确实在自己的范围里不了解,要去读书。博士毕业不一定明白,所以把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商讨。社会里面很多人讲民主,忽视基本结构性要素不可排斥,在这里面我提一下,毛泽东有非常好的设想,虽然他后果很严重,但是他的设想我认为是值得提给大家。权利跟大家分离的越厉害,我们对民主的需求就越严重。我更加迫切地需要要控制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受别人排斥的时候,民主的需要,市场需求就上升。毛主席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生产社会化不能改,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多人跟生产过程相分离。另外控制权集中也不可避免,要改变权利的性质,权利必须为人民服务,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我把成为民主的下线,要让人们监督这个权利。我不知道有没有贪污,我可以贴大字报,你当官也得听着,在理论上无罪,但是实际上领导给我们穿小鞋。

        我自己在企业工作很多年有管理经验,有民众参与权利的运作,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董事会要控制集体班子都发生困难,最后要有条件让利才能实现。民众在管理信息,决策知识,包括决策时间,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还有很大问题,决策必须尽快地,适应性地快速做,这种民众的意识都没有,时间成本付不起。在这个意义上谈民主我认为是假的,在所有选择干部的手段,用票选是一种方式,不见得特别好。要群众选拔国家主席我真不明白,现在我研究很多年毛泽东,我不敢说我今天说的毛泽东就是对了,但是我认为比其它人说得对,所以敢在这儿讲。在这个意义上看,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我的命运我觉得很失望,但是有一点我同意,像欧美日这些国家它的富裕发达程度很高,它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缓和,不需要权利来排斥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个权利显得相对友好,比我们国家的权利显得友好,对普通人的保障还是对一些。社会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实际生存条件,失去生活条件的人比较少,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意的地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法国制度带来的,我坚决不同意。我当过几年农民,后来当了几年工人,可分配的东西很多你得有资源,你要投入劳动,制度能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变相版本。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在今天权利分配地位里面,我们能发展什么极限。我先说一下判断,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广就业,有福利,我们13亿人,本土所有的资源能够有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把教育体系弄得成本低,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五毛钱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能不能住很大的房子,像列以宁先生说的两套房,这肯定不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丰衣足食是可以的,要实现富裕和发达,跟欧美日相比是可能的。所以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成立以后,引进到我们中国,我认为有一门科学在这个上是价值比较大,经济学跟我们初中物理化学学的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家在骗人,普通人都不懂。工业化社会要生产得很好,搞得很富裕,多建工厂,多建矿山,把石油挖出来。工业是这样,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都是这样,有资源做支撑,造一个大酒店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看,所有的发达富裕都是以自然为基础,越发达越富裕人们消耗的资源越多。我们国家有多少资源,本土资源非常少,实现欧美日那样发达不可能。95年美国人均销售标准煤是11吨,我们国家883公斤是这样的差距。我们要实现这样的富裕发达,我们13亿人要150吨煤,全世界所有的能源完全供应中国还缺口30%。所以这样的富裕发达不可能。反过来为社会关系定位的方式,我们也不能指望,像那样的政治体制,用资本权利为核心,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我认为也是不行。

        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只要我们把权利向少数人集中,在利益集团上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多数人受排斥,我们知道20多年来首先是工人农民,我们经济学家这是改革付出的代价。比如你在北京工作,你这辈子想买房子吗?想结婚生子不大可能。这个问题很严重。社会怎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这是绝对不行。但是在西方的早期是可以的,比如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为了造富人,搞圈地运动,实际农民好几百万,有很大的好处,航海发展很好,农民买不起船票。英国的历史有外部的空间把国内的矛盾转嫁过去,所以很顺利地就走过来的,在这个意义看上看,如果我们把中国农民都没有饭吃,解放军有用吗?没有用。这条路有精英阶层的优势,让文化非常有效,剩下的权利都要有用。我们就是外围,个人的判断中国每炼十吨煤,有三吨半流出去。我们很大的背头视电视在美国500美元,我们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就这么流出去了,他卖给我是垄断价格,反正你全世界找别人没有,都是美国生产的,芯片主要价格由我们控制,所以爱卖多少钱多少钱,所以没有办法。中国在印度建一条生产线,或者在马来西亚,目的让中国卖不出高价,资本掌握在他的手里,你想跟我竞争我把你瓦解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二十年基本上在被动地走国际分工关系的底层,这是什么后果呢?我们有限的资源大量地流去美国,结果支撑他们的富裕发达,我们很穷。广大打工的工人二十年来,涨工资涨多少钱,涨了78元人民币,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的活连农民都不干,就出现了民工荒这种状况。美国的基本权利可以放在中国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办法。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说,我们在美国买了多少千亿的国库券,很简单,尼克松在1971年的时候搞了美元贬值20%,6000亿剩4800亿,这都控制在别人的手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整个国家竞争里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在国际分工的底层,我们要在海外拿很多资源回来这不现实,我们今天也进了很多的石油很多煤矿,但是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福利,没有。我们经济发展所能依托的自然基础是很薄弱的。我们本土的资源有限,人口很多,我们不可能在分工里面大量地崛起,在折衷背景下我们比较空间,不能像一家一等于二算出来,大家可以估计出来有多少空间。很多人说改革,要向少数人让步,要向走走到2050年我们是中等发展国家,我感到很惊奇,这种可以用算术算出来吗?我们没学政治,一听人不讲权利就瞎说,说竞争力就是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经济权利,别人有可以抢过来,这历史经验我们还是清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自然视野,国际竞争的视野,包括从经济上推出来都是不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国家在工业化时代,我们知道不用管理不可能,要把社会关系定位。

        在欧洲兴起的时候马克思非常乐观,他认为资本积累很顺利,他认为最后资本改造整个世界。而且整个社会关系都被改造了,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有非常精彩和生动的描述,资本家把宗教的虔诚和小市民的伤感都淹没在滨水之中,把牧师和教师变成劳动者,把整个社会变成这样。这个过程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卡尔布兰尼,他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的逻辑变成社会的逻辑,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大转变》,中国盗版很先进,已经在网上了。这个过程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解放前资本主义被共产党定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按照我个人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条件很差,剥削老百姓很困难,一方面勾结政治权利拉好处,变成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方面勾结国外的买办资本,就变成买办资产阶级,这样这两拨人完成积累,这些人跟多数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我们改革后的社会,很多人提权利资本,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的资本家在正常情况下赚不到钱,最后结果结合政治权利才能捞到好处。这样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要把多数人的剩余转移给少数人,成本很高,这在规范市场经济规则下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结果要结合政治权利不可,只要是改革,只要让资本走那就走这条路。如果其它人不理解,小平同志非常理解,在三反中有很经典的案例,小平推到中央,当时重庆有聚餐会,水准特别低,连行贿不行,最后大家都合伙行贿,周四大家合伙吃饭,当时成都铁路在修,给科长送好处,这样他们得到很大好处,这个事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问题,资本家实现自己的利益,总是用各种方式购买权利,或者让各种方式用权利为自己服务,这样他可以大量积累资本,这样的方式可行。像这样的状况在西方国家也不是没有,甚至发出管制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就讲资本家跟利益集团怎么跟政府相互勾结,帮助影响社会的自然流向,让利益集团的好处。但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不是常见的现象,社会成为主要现象这就是差别。这里面我做一个判断,让资本顺利实现不具备条件,你如果让它走这一条路必然是权利和资本做交易这样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政治权利合法性的问题,不仅是资本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权利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工业社会跟社会关系定位,跟个人的权利有两种可以起作用,资本和权利,这两种有失效的危险,就是管理破产,最后都不起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十年代搞三大改造避免这样的问题,避免资本家本积累风险转给政府,那就成了搞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邓小平这个同志认识比我们先一步,国家到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才想到这些东西,小平同志比我们高明。他这么好的理解能力,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这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们的20世纪道路选择上发生了两正两反的反复,这非常奇怪。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些具体的内幕我不知道,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信息,但是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我1999年以后空闲时间比较多,经常上网,而且参加网上的论战,经常碰到破口大骂的人,破口大骂共产党,认为社会的权利对我排斥性,我在你这个体制下找不到出路,劳动力再生产没办法完成,我跟你是对抗,他不用这种语言,实际上是这个事儿。要么资本,要么权利,在这时候指望美国的体制起作用,民族、市场、效力满脑子都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本身就是效力的代价,还是要实现自己的未来。在这里面我认为太过于简单,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们的老祖宗头脑最清晰,所以他最悲观。在今天看来我的判断是,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资本,要把它从社会上排斥出去很困难。但是没有这两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两种都没办法实现。资本嚣张的20年来我们也感觉到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网络上论证的人,我感觉到他比我还可怜,我至少比他早毕业有一些积累,至少生存条件没有受到危险。这两种的权利使用成这样,需要我们中国人要思考,西方的逻辑,用西方的体制来给中国未来定位,我认为这是肤浅,而且也是灾难性的。跟我们推销万能的人,我总是怀疑这是不是坏人,很明显的问题在他的掩饰下,也不排除不理想,我感觉这个权利跟他有对抗性的矛盾。美国实际上也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美国,实际上承担当年农民革命的,起义军脑海里的毛泽东,那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共产主义,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我们未来怎么办?存在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整个条件反射的方式下思考中国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非常不乐观的。

        还有一点,整个中国社会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思考。我个人判断我是比较悲观,比有危机的人还要悲观。因为我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的问题,当时我看到经济问题还没有今天严重,但是我认为已经是一片黑暗了,走到前面去已经是万丈深渊了,当时判断国有企业的改革,整个社会资源分配和生产份额的分配还没有今天这么糟糕。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房地产的例子。我们国家在2004年的时候使用了全世界30%的钢和40%的水泥,具体一点比较是什么概念,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最发达的国家水泥加起来不到中国的一半,我们这个产业怎么膨胀成这样,是房地产产业,是政府的政绩工程。我们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市场的改革,最后我们看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资源的分配产业的布局和机器的发展,都是权利运作的方式。那么这种东西也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住得很好的,这还不是暂时性的短缺,如果你不提供暴力你永远都是消费者,任志琼说我们就不是为穷人造房子。在这一点很多经济学家说,改革二十年来,他们贡献那么大,但是一上网不是那么回事儿,基本上网上一边倒,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理论困境。西方经济学再怎么不好,还是论证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规范论证。还有一个因果论效率决定一切,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从争论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开始,这个话走极端成什么样子,因为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对得意的意识形态,占我们意识形态的70%的份额,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来的,非常简单。什么叫实践,我们赶不上后来的四小龙,这就说明中国不如他们。剩下的问题我们要找后面的因果关系,有这个原因我们找一个结果。我们刚才谈到中国和国外的交流关系,国际分工关系,自然流动关系他们从来不讨论,剩下还有一个资源,我们有多少资源也不讨论,把这两个排除以后,经济学怎么搞的,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制度不行,经济不行,人不行,起点不行。我们未来的理论创新还有很远的路,我在这儿把问题提出来,我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

    刚才田先生就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我个人很有感受,田先生他讲中国文化是合作文化,我曾经思考过中国文化我认为是人文文化,可能我们的视觉不一样,有共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因子,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才田先生他讲文化是管理,文化和权利的关系,我曾经讲文化是统治术,也是权利,但是这个统治术不是贬义词是宽泛。

        刚才他还讲文化和欲望的关系,人有欲望文化才能发展,这个发展是一种变化。另外田先生文化的悲观论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理念。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悲观色彩,悲观的理解,对人类人生有这样的理解之后,反而能够更好地平静地生活,自然地生活,活得更快乐,更幸福,是有辨证关系,所以很深刻。

        我想同学们听了这场报告之后,会提出很多问题,有很多思考,我希望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思考回去好好地读书,好好地听课,好好渡过我们的大学时代。下面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田老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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