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有之乡周日讲座
    主题: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历史
    主讲人:老田(网络思想家,独立学者)
    时间:2005年11月20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号
    主办:北京乌有之乡书社  电话:010-62760856
    网址:http://www.wyzxsx.com  电邮:wyzx@wyzxwyzx.com
    内容简介:
        18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屈辱和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新道路。五十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崛起之志仍旧激励着人们奋斗。然而,中国社会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究竟如何团结协作,才能赢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重新崛起,这是至今还存在激烈争论的地方。有人主张中国要坚持为世界跨国资本再打二十年工,有人倡导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有人主张为了推行某种制度化改革,不要怕社会不稳定,有人倡导要创建和谐社会。老田先生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又对新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在网络世界里有很大影响,其学术思想对于认清世界格局和中华民族崛起之路有重大意义。在这个视野里,我们重新回顾新中国所走过的历史,对于我们个人或群体的命运或许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未来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或许会有更多的自觉。欢迎关心中国社会的各界朋友参加,参加者请提前登录乌有之乡书社网站(http://www.wyzxsx.com)首页预订座位,并请提前15分钟到场入座。


    下面是现场速记文字稿。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们本周的周日讲座主题是“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的历史”。大家知道,从18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充满了耻辱和抗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开始寻找一个新的道路追求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体来说,我们走过了两个时期,尝试了两条道路。在今天,我们有条件,应该能够去回顾反思这两条道路的利弊得失。今天我们请在这方面有独到研究的老田先生给我们做这次讲座。欢迎老田。

    老田: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历史问题,其实历史是最不好谈的,因为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一切,而中国今天帮助人们把握历史问题的一切社会科学门类,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等的发展都明显滞后,几乎一切学科的理论知识在中国学界,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前不久,刘国光教授就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等问题,发表了一次有重大影响的讲话,他这样一个讲话的内容,就显示出学界在经济学上的分歧有多大。
    年初在乌有之乡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没有政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命题,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没有适应自身情况的真正的政治学,就说不清楚有组织的力量和资源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也当然说不清楚一个历史潮流背后的推动力量,以及这个推动力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并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样严重的认识分歧背景里,我们来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也肯定意味着隐含着巨大的分歧,今天我们讨论新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在我自己所选择的角度,在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视野里,来探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时间和局限和认识的不足,我的总结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提纲,不是最后的结论,而在一个不同的认识起点上,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看待新中国历史的问题。

    一、 新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人类社会过去所经历的历史,我个人倾向于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样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中国的今天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上面?前农业时代,人类是以氏族组织的方式群居,共同劳动求生存。个人脱离群体,就无法解决安全问题和生产问题,因此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一致,是在人类遭遇难以克服的生存竞争压力之下的全盘合作生存方式。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 这个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决定性地不同于前农业时代,一是绝大多数人要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存;二是在农业普及的历史过程中间,为了应付政治上分裂和竞争带来的高安全成本,中国在春秋战国的列国争雄之后,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正是因为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分离,此后的中国社会就与欧洲非常不一样,欧洲的封建时代,领主手中还掌握着政治权力,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垄断在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里面,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手里,再也没有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了,因为这样,中国的民间就相对自由,较少超经济强制。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知道,在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往往宣传说农民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到底是不是受到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剥削,我要提出一个问号。当然中国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是极为沉重的,突出的表现是地租非常高,有些地区达到收获量的50%甚至更多,但是这样的剥削率是不是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的,是需要追问的。我有个朋友过两天会来乌有之乡做演讲,他的看法跟我类似,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性质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剥削率地租的存在,是因为地少人多的结果,由此带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和土地价值上升,高地租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要素价格不同。这样的一个结论,在面向实际的研究者中间,很多人在观测中也都发现了这一点,比方说,美国的黄宗智教授在他的两本书中间,都提到了中国的高地租问题,并认为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多,土地少,在地主和农民的谈判当中,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我们很幸运,这样一个时代随着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再加上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对劳动力极端不利的状况,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工业的社会,主导产业不再是农业,在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中间,包括农业和采掘业在内的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已经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15%以下。即使从就业方面看,也有接近一半的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了。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值中间,都要由基础工业提供了一些基本性的支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上,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带来整个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方面广泛深刻的社会变迁,有人就把这个转变过程称为现代化。这一过程,中国人是后来者,而且迄今为止,因为工业化的进程还在中国继续展开,其后果还在陆续呈现。特别是,过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把握、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都还处在未定状态,人们对此还有非常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国工业化时代,其起点,根据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意见,大致上,可以划在1840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注意在农业之外的发展问题,工业化首先是要应付列强给中国的安全压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兵器制造技术,后来又开始反省传统农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最后开始反思和怀疑中华文化的存在合理性问题。在1860、1870年代,中国晚清的朝廷上,就有大量的洋务派,他们热心推动并新建了很多的新式工业。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是认为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行,也要引进西方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就是要在中国落实西方的制度。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市场占领有所放松,民族资本也有所发展,后来被人称为所谓的黄金时代。这基本上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在争取工业化道路上的不同步骤,随着日本的入侵,这一过程终结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盲目跟随西方的思路,也进行过深刻的反省,一战之后梁启超从欧洲游览回国之后,就开始反思西方的那一条道路了,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失败后,发生了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逐步抛弃了原来简单跟随和照搬西方主流思想的套路,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广泛地赢得了思想阵地,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的序言中间说,中国人有历史意识主要得益于宣传派的鼓动,由此可见当时被钱穆称为宣传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蒋政权时期就占据了主流位置。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实际上走出了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窠臼,领导平民阶层完成了一场哀兵奋起的革命,并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新中国。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的尝试,从洋务运动算起,经过各类精英们的努力,差不多在中国进行了一百年的时间,始终无法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和国家安全问题,长期无法解决,这样的目标一直迁延下来,留给了新中国。

    由于一百多年来精英阶层的工业化努力的反复失败,特别是迁延下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又日益严重,新中国实际上选择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而且这个选择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原先打算利用资本的正面作用,至少是不打算排斥资本家参与主导的,这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里面。后来这一纲领被修改,三大改造提前进行,则是根据事实特别是资本和资本家在建国初的表现来重新决策的。

    二、 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全面展开。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很清楚,在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上,也有很强的共识。在目标和起点上,工业化过程则要受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制约。

    我们看到了从土改开始,再经过互助组到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样实际上是尝试了一个非常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针对的是中国劳动力非常丰富的事实,这也不同于洋务派“富国强兵”的狭隘努力,与“黄金十年”民族资本努力也不一样的、主要是共产党组织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工业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不符合以欧美经验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这一努力过程的经验和教训,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总结,更没有理论化,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进行总结,只是在政治上和方向上加以简单的肯定,不让说坏话而已,这一努力过程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

    在前工业时代,人的劳动最重要,特别是经验和技巧具有决定性。新中国在工业化的起点上,恰恰也有一个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问题。随着机器的出现,人的劳动和技巧,就后退到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上,决定性的是你有多少机器和工厂,你的产业兴旺与否,是由机器生产的规模决定的。一个国家之内,你能生产多少可分配的经济剩余,直接决定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而剩余沉淀转化为新的机器和工厂的速度,也影响到以后的国民福利水平。关于工业化,今天大家都有共识,而且工业化的进程直接与剩余转化为机器的速度有关。要由剩余沉淀为资本,要转化为新的机器和厂房,这是工业化不可超越的基础,符合中学物理化学中间的两大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这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他的对立面,都承认的。在各个社会科学的学科里面,经济学的成就和解释力都是最突出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始终把握住工业化的一个根本要素:经济剩余转化为再投资。经济学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工业化的进行和现代化的起点,把握得非常好,远远超过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括能力,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经济学里面的共同点是肯定剩余转移的规模决定工业化速度这一点,根本性的分歧是有人肯定这一过程要由资本家来主导,另外的人则认为这一过程要由政权来主导。马克思实际上肯定资本家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结果被韩德强说成是“资本主义首席辩护士”。

       跟着工业化过程的根本要求,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间,两个方面都不止一次尝试过。从1840年以后,到今天有140多年的时间,中国几次尝试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案,而且都不止一次出现,照理说中国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并上升到理论上。晚期的洋务派是典型的政权主导工业化,不管是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都是政权主导型的;从黄金十年到蒋介石时期,主要是私人资本主导,包括外资和内资;在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就由政府来全面主导工业化的进程。到了1980年之后进行改革开放,有一个很短的时期的结合,既有国家的主导,又有私人资本的逐步兴起,属于联合主导性质;今天许多人主张“国退民进”改由私人资本主导,国企也大量私有化了,又回到私人资本主导。

    为了帮助总结历史经验,也为了深入分析工业化的具体进程,我就经济学左右派的共识画了一个示意图,帮助大家来总结中国工业化经验和教训。

     

     

     

     

     

     

     

    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技术进步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与新技术装备生产过程紧密相关,工业化的进程所需要的剩余数量是不同的。图形中间方框的面积,是对应着每一次技术进入生产的剩余要求。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是发生在英国,这个工业革命是在手工业阶段,在分工的基础上积累了长期生产的经验,由此实现了工具机的改进,工具机实质上是把专业化的手工操作机械化,几十倍地提高了纺织业的效率,最引人注目的是蒸汽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落实这一工业革命的技术,要求整个社会向工业革命提供的剩余是非常少的,直到1848年的时候,法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先进国家了,全国总共有5200台的蒸汽机而已。这个时期的蒸汽机还是最高技术的体现,一般的工具机多数是木材质地的,制造机器的也多是铁匠和木匠,英国为了保持技术先进地位,一个最主要的措施是禁止铁匠和木匠出国,这说明了早先的工具机很容易被仿造,技术特容易流失,没有多少高技术。

    第二次的技术革命,最具有代表行的技术是内燃机的发明,还有电气技术的应用,化学工业的兴起,代表性的行业还有汽车和电机制造等行业,这一次是真正的典型的大机器生产和大规模企业唱主角的时代,这一次工业革命体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间,要求有普遍的运输系统建设,大机器工业的引入和无数的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要求巨大的剩余转化为机器和工厂。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就包括着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用不着区别这两个过程,而是贯穿在一起。我们知道,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是在高积累政策是执行了20多年之后,才取得初步成绩的。大跃进和高积累是一回事,就是发动人民少吃饭、多干活,省下来的剩余就是要用来支持多造机器,多建工厂,所以要完成这一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没有重工业优先和高积累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存在违背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的高招和捷径。工业化在时间段上,是从1952年开始,大概在1978年、1979年这个时候,工业化的第一步算是走完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政权主导的快速工业化,也可以称为“大跃进”战略,一九五七年刘少奇把大跃进目标归结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民少吃饭多干活了,舍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1985年我国进行过第二次工业普查,普查的数字是在整个工业里面,自己提供的机器装备占全部工业设备数字的82.1%。这样的数字说明,中国基本上掌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主要依据和体现就是中国初步实现了装备技术的国产化,新工厂建设所需资本货物不再依赖进口,由此可以认定中国走完了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里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与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很不一样,不再要求大量的钢铁和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沉淀下去,而是以智能化机器为代表的技术,这一次革命不再是扩大人们的手工劳动,而是直接以智能化机器去部分地取代人们的生产经验积累过程。在新的技术推广上,要求沉淀的物质资源和资本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机器系统的改造,主要是落实在机器和生产线的控制系统部分,目的是取代人们的生产操作经验积累过程,实现更为稳定的生产控制,提高产品的品质,特别是智能化机器更能够实现小批量生产要求,以期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这一次技术进步的主要投入,是要求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大量的高技术人员群体及其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一次技术革命,在西方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时间上一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由国家政策主导了一个技术装备进口为主的政策,不仅放弃了技术革命的努力,而且还彻底葬送了从前高积累形成的技术装备能力,一九九五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时候,中国工业装备的47.1%是进口的,换言之,十年投产的新工厂主要是依靠买洋设备。从前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建设起来的装备工业,不仅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间得不到新的扶持和投资,而且由于政策的主导方向错误,装备工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都丧失了,不仅没有发展的空间,而且丧失了生存能力。

     中国进行工业化,最艰难的道路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要求的高积累,中国已经走完了这个过程。在一九七○年代的时候,中国引进技术是非常主动的,在上海金山石化建设过程中间,外商报出垄断高价,拒绝降低,中国由于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积累,就改而自己生产,根据兰州炼化的设备为蓝本来自己制造,工期一点都没有耽误,还提前四个月投产。这个时期的所谓先进技术,都是体现在钢铁为材质的机器和设备上,经过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大跃进政策,中国已经在这个方面与国外拉近了距离,所差仅仅是经验和火候而已。智能化机器的起步,中国实际上与海外基本上同步,他们当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们原有积累的一些技术基础,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自然淘汰,即便是没有陷入瓦解,也基本上严重落后了,二十多年没有新的技术积累,想要不落后都是不可能的。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大多数都破产了,是经营不善和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政策选择的结果。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指望企业自身积累去支持技术创新,是不现实的,和国外的垄断企业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不可能建立起垄断地位,也就没有垄断利润去支撑新技术开发的成本和风险;而且由于在产品市场上直接遭遇国外的垄断企业竞争,企业的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后,就没有新产品早期的高价格和超额利润时间段,企业很难回收开发成本,而且新产品早期总是存在各种有待改进的地方,相比较而言就没有多少竞争力。特别是,中国企业的新产品上市,主要的效果是打破海外垄断资本的市场技术垄断地位,最常见的后果就是压低市场价格消除垄断利润,这样一来技术开发的利益就主要是体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更少收垄断价格的暴利盘剥,这一利益的实现完全体现为一种“搭便车”行为,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渠道来回报企业,所以这一的技术创新成本只能是由政府来承担。

    我们在工业化及其背后的技术创新要求,以及技术装备的条件作了一个分析,也初步结合了中国最近10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做了一点对比。

    三、 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的选择过程

    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劳动者自己主导掌握生产工具,自己控制劳动过程。工业化与此相反,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过程,控制权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主导工业化的控制权,要么是政府官员,要么是资本家群体。控制权或者主导权问题,恰恰是经济学理论中间,分歧和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如果说在工业化要求剩余转化为机器和工厂问题上争论的双方有共识的话,那么在主导权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则是针锋相对。这一个争论恰好与共产党领导人对主导力量的认识的转变过程,有相关性。

    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普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五阶段论”历史观,总体而言对资本主义是比较友好的,解放后先是要在农村保留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在城市里面要保持民族工商业,真心诚意地依靠私人资本来帮助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个根本性的思路是要搞“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思路里面,实际上为资本家群体保留了工业化的部分控制权空间。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说过“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毛泽东在解放初期也讲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这些讲话都很诚恳、热切。后来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我个人的判断是出于对资本家的失望,特别是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资本家们表现的非常消极,结果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自己对资本家的看法,迅速实施了“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参与工业化的主导地位。

    从1949年6月份开始,为了打击投机和保证物价稳定,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首先动用政权力量,抓了银元投机商,然后封闭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强烈的通胀预期,正常的工商业资本也往往以从事投机事业为主。到了10月份的时候,投资资本的转移对象,囤积基本的民生产品粮食、纱布和煤炭,即所谓的“两白一黑”,新政权在与投机资本较量的过程中间,表面上是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实际上也是动员了政权的力量优势的。主要是不计成本地抢运四川的大米和东北的粮食,集中在六个中心的城市进行抛售;同时抽紧银根,动员舆论,还确实动用了专政手段去惩办不法商人。这一个经济战役的输赢,一样是从属于力量对比的强弱,投机资本跟新政权相比,仅仅只是掌握了微不足道的资本而已,与政权掌握的资源和舆论动员能力相比,完全处于弱势,失败乃是必然的。这一过程,被后来的宣传加以渲染,好像市场规则多么好多么灵,共产党在经济上多么高明,以资本家喜欢的规则打败了资本家,这些都完全站不住脚,决定性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更多的是资本和经济力量之外的力量在战役中间取到决定性作用。

    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新政权数管齐下,特别是抽紧银根一着,后果非常严重,最后造成投机资本和他们的金融支持力量――地下钱庄的总崩溃,并由此引发一场经济萧条,全国各大中城市上百万人失业。大概在1951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已经发现各种资本支撑不住了,预备调整政策,增加银行的货币投放和信贷以支持资本家恢复生产。但是他们开始也以为这是投机资本在积蓄力量,还设想也像解放战争一样,经过几场战役之后,投机资本才会被打败。结果证明陈云、薄一波他们高估了敌情,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力量过分弱小,一仗就被打垮了。私人资本的投机性质,实际上也与资本积累的实力有限,无法排除经营中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关,因此在经营上就常常陷入短期利益目标,总是表现出与国计民生相矛盾的趋向,换言之,资本的表现跟实力相关,短期化是在实力不足的前提下放弃长远目标的结果。私人资本的实力如此有限,在解放初的表现如此消极,不可能不影响到普通民众和中央高层的看法和决断。

    本来在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资本家生存的舆论环境就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了。我访问过一个老记者,他原来是在前线报道战争的,在打仗的时候战友们彼此拿生命进行掩护和支持,一进城之后发现这帮子资本家,他们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间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简直比禽兽还差,有这种认识不是个别人,解放初的大牌记者,有资格在报纸头版发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认识,对资本家在人格上极端藐视。说这个认识是极左,也不见得合适,反正人们都是在比较中间进行鉴别的,资本家表现突出,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很不幸地被记者们拿来跟从前他们关注的焦点――英勇作战的战士作对比,本来在这样的对比中间没有人不处于极端劣势的,解放初期的资本家们偏偏又不知道藏拙,还老是搞些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间,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资本表现是那个样子,在记者们的笔下会怎么描述,对高层的决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普通老百姓对投机资本的愤怒,也是很严重的,像中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业集团,最成气候的资本家是荣氏集团,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呢?武汉有荣氏集团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申新四厂,是纱厂,另外一个是福新第五面粉厂,他们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们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去外地收购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共产党来了资本家没有人害怕他,地位下降,那些很饥饿的市民胆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的时候,资本家就是这样耗尽了自己的舆论和民众支持,后来的政策改变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了。

    共产党刚刚得到政权的时候,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恰恰是很高的;恰恰是这个时候,私人资本自己跳出来,进行了最恶劣的表演,极度恶化了自身的形象;然后在力量对比上,又根本不是新政权的对手。这就把一个问题公开提出来了,而且是在对私人资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通过囤积居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他们赚钱的方式跟国计民生目标直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叫人们进行讨论和抉择。在这个意义上看,1952年底毛泽东就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设想,一点也不奇怪,他还脱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面评价的“教条”,提出“一化三改”这样一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实现三大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这帮子资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权来全盘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主导工业化的两种力量,经过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之后,很自然地留下一个唯一的选择,应该说这不是从书本出发的,因为马克思的书本结论和毛泽东早年的设想都与此相反,是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包括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高官的看法。

    布罗代尔研究欧洲近代市场经济,他得出的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从新中国早期的历史经验看,确实是这样,政权和舆论没有去真心诚意地支持资本主义,它的被消灭成为不可避免。

    在这里,我特别提醒一下,今天有很多人比如那个杨小凯,在他那个《中国百年经济史随笔》中间,用民主宪政和人权这样的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完全不看现实,也不看未来,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和政治学分开的,以效率概念作为核心来讲经济的。毛泽东在五十年前就走出了书本去看现实,今天那些高人完全不看事实,完全走回本本和教条。最近看到一些80年代以后全国各级的政协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其中也有解放前的民族工业发展的资料,从中看到,由于蒋政权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基本上成了废纸,到了解放初期一般民族工商业,基本上陷于困境,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经营条件,也没有能力在国计民生的上面作出起码的贡献,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职能。按照樊纲先生的说法,这样的企业卖一块钱也太贵。因为完全没有经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些企业都主动要接受政府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最终走到公私合营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不靠着政府就无法生存,那样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政府主导和资本主导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不依赖积累的购买力来雇佣工人并购买设备原料。而私人资本则必须依赖购买力和市场交易,只有私人资本主导的发展过程才受制于资本积累。因此在分析新中国工业化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许多常用的经济学词汇,孙冶方说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挂帅,本质上是一种私人资本主导下的要求,这是微观企业作为唯一工业化主导力量下的决定性限制条件。而新中国是政权主导,生产的扩大就不完全依赖货币资本的增加,这一点常常引发很多混淆。例如,中国在解放初是一个农业国,农民生产的剩余都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早期积累和重工业化优先战略,都被认为是剥夺农民的,甚至有人还算出,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净资产是多少,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来了多少,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到处充斥。这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把国家主导,等同于私人资本主导,以为工业化和生产扩大过程,必然是先有资本的积累和掌握相当数量的购买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论大跃进多么极端,最终都没有脱离全部人口吃全部粮食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不同的是,国家可以根据工业化的需要,把劳动力从农业中间抽调到工业和城市中间来工作,因此他们的口粮就成为国家征购任务的一部分而相应地加上去,当然一个工人的消费定额比一个农民要高些。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建国初农村就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事实,这样只要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数量,不超过与土地匹配的劳动力需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就比较小了。换言之,只要大跃进需要的人力资源不至于超出一个底线,在劳动力调配上就不存在特别严重的问题。

    在物资转移的视野里,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改变中国全部人口吃全部粮食的事实,但是工业化要求更多的人口离开农业生产岗位,进入工厂和城市。特别是新中国的工业化速度非常迅速,这就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人口也快速的膨胀,从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57年底,我们的城市人口就上升了2100万人,后来从1957年底到1960年又增加了3100万人,所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这其实才是后来所谓的“高征购”的基础。一般而言,后来反复发生的“高征购”问题,仅仅在个别情况下与基层的浮夸风和信息错误有关,主要是适应城市和工业需要的粮食数量增加的需要,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高征购主要是这个原因,农业发生了大量减产但是城市人口却迅速增加了,城市并没有跟随“高征购”而出现粮食浪费现象,相反许多城市都跟北京市一样,发动大家节约粮食,并竭力压缩和降低粮食供应的定额标准。

    中国工业化所要求的农业剩余转移的规模,在私人资本主导的条件下,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大概在5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每年要集中800亿斤左右的粮食,与解放前农民交纳的700亿斤地租相比,考虑到这个数字中间还有接近一半是用于返销农村地区的,征购数量并不算太多。在三年困难最严重的一九六○年,城市来自征购的粮食销售量最大,达到632亿斤,略少于解放前的地租数量。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问题还是严重的,因为解放前农民基本上都是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状态,新中国工业化需要的粮食数量与农民的口粮需要,还是有矛盾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薄一波的《关于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提到,在解放初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城市需要的粮食迅速增加,但是分田后的农民的口粮消费也大大增加了,他在书中间有一段讲到,说山西的农民在解放前每一年只吃十几顿白面,分田之后一个月就吃好几顿。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农民吃多了,但是农民消费的少许增加,就已经影响到粮食收购问题,加剧了城市的紧张。工业化要求的农民是提供了剩余,确实跟农民的口粮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既是一九五三年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依据,也是1952年毛泽东跟梁漱溟发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在向农民口粮需要让步上面,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和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减速,和后者相比,农民当前的口粮需要只是“小仁政”,而工业化和抗美援朝着眼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是“大仁政”。而且农民也不可能在减少征购这个可怜的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温饱目标,这样的目标只能是在工业化之后,通过增加化肥的投入来实现,最终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也是包含在工业化这个大政策里面的。

    在工业化实现之前,中国的粮食需要也是日益增加的,不仅有城市和工业化的需要,也有人口日益增加的需要。粮食增产只能是依托基层政权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劳动投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等方法去实现。这一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间,有明确的体现。在实现第一个阶段目标上,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纲要》中间,从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方面,全面系统地设想了农业增产的路径,提出农业增产的远景目标是“四、五、八”。八十年代非毛化时期,因为要反对三面红旗,把浮夸风的责任说成是决策责任要毛泽东负责,解除官僚们的执行责任,所以这两个重要文献都精英们选择性地“遗忘”了。只要对照这个“纲要”,说浮夸风和瞎指挥源于错误决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提一下那些非毛化专家的挖空心思,为了把大跃进这样一个明确的快速工业化战略,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乃至后来的大饥荒划上等号。刻意在“反‘反冒进’”问题上去排列毛泽东的个人讲话,似乎大跃进仅仅来源于毛周等在“反冒进”这样一个工作方法上的争论,那些非毛化专家也特别热爱把高指标与“反‘反冒进’”挂钩,再把大跃进这样一个长期工业发展战略,硬性安放在1958年――1960年这个特殊时段里,人为制造出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结合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就这样引导人们去把高指标、反‘反冒进’和大饥荒联系在一起,制造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非毛化的智慧,说到底也不是特别高明,大家都是可以学会的。

    说到底,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本质上是跟随技术进步和装备过程的扩大而来的。机器生产能力的扩张,就必然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加强,最终产品和服务增加。特别是新中国不依赖资本积累数量,可以直接调度劳动力和其它资源,当然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和速度上来开展工业化进程,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巴兰和斯威齐他们所说的“剩余生产加速增加规律”的作用,而且加速作用要比资本家主导的更快些。

    虽然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不依赖资本积累和购买力增加,但是仍然不能突破剩余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规则,这些剩余是如何生产并转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说到底,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人口的增加,也因此要求农业剩余更多地提供给城市。

    四、 新中国不存在发展比较优势的实际选择
      
    我们知道,没有机器就没有新的工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有必然性。但是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则需要一个外部条件,没有苏联老大哥,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苏联的支持也不是偶然的,或者是好心肠的施舍。而是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成为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前沿,在集体安全中间获得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成为对抗美国的前沿,苏联发现,如果中国重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己在安全和战略上就会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正是在这个安全和对抗美国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在1950年协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达到后来的156项。苏联还发动东欧国家帮助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这是中国进行工业化的起点,也是重工业优先政策的外部条件所在。

    在重工业优选政策的反面,今天许多高人喜欢强调毛泽东时代完全是为生产而生产,忽视了消费,应该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降低积累的比例增加消费,把改善生活放在第一位。这一高见的依据,在于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同样的投资既可以用于重工业,也可以用于轻工业和农业。这些内容在理论上争论毫无价值,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经验和统计资料就很清楚,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87%的轻工业产品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到的1996年的时候这个比例还高达67%,农业和轻工业产品更多是投入消费的,但是新中国早期这两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很不幸都取决于农业的收成,毛泽东在内部总结说,我们这几年总结的经验是如果农业丰收了,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过。

    换言之,没有农副产品供应水平的上升,实际上就没有轻工业的投资空间。到一九五六年的时候,纺织工厂原料短缺的事情就不断发生,在困难时期棉花减产50%以上,一多半生产能力停止运行。在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轻工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反原料总是一个现实的限制。剩下的问题就是农业有没有快速突破的路径,我们在上面中国农业增产的两步走,先是密集的劳动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地而不是要要依靠工业和化肥的支持,而且这两步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发展支援农业的化肥工业,在困难时期过后,刘少奇和陈云主持整顿时期大力推广小化肥厂,结果失败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装备技术在人员和设备上都无法支持,绝大多数小厂是在一九七○年代之后才发挥生产能力的,这个投资试图提前启动农业增产过程的尝试,实际上失败了。

    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看,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压缩消费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是在假定存在一条快速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出路、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下才成立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新中国的消费问题,在1949-1952年,这是一个经济的恢复时期,战乱停止了,传统农业增产的因素正常发挥作用,农业的产出迅速增长,可分配的经济剩余迅速上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间,很多人都说,一五期间几年的好日子,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比例比较合理,积累率比较低,我认为这完全是从书本出发的想当然。我个人认为是由于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快速的逼近了农副产品的供应水平,同时农业出现了传统技术限度内继续快速增长的高速度。而这个时期重工业投资,有来自苏联贷款支持,没有因此减少我们国内的可分配剩余。存在积累率合理的重要影响。在1959年-63年,我们国家的农业减产比较的严重,一九六○年棉花产量下降50%以上降低到900万担,轻工业也由于缺乏了原料处于停产状态,市场上的产品就非常少了,所以可分配的剩余迅速的减少,同时一五时期的苏联贷款逐次进入还贷高峰期,还得出口部分农副产品去支付贷款,更减少了国内的可分配剩余。这个时期的出口是还一五时期的债务,不是购买新设备建设新工厂,不存在投资过度压缩消费的问题。

    农业至今仍然是靠天吃饭的。从62-78年的时候,中国农业在密集劳动投入的支持下,走出低谷,开始稳定的、缓慢的成长期,轻工业产值也随着这个农业产出水平缓慢的增长,社会上消费品产量逐步增长。期间,在低消费的过程中间,中国的整个重工业完成了密集的投资过程,初步建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中国政府实施四三方案,引进了十三套大化肥装置,年产尿素都在30万吨以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量建设的小化肥厂,得到技术成长的支持,进行原料和技术方面的改造之后,也都发挥了效益,大化肥和小化肥一起,大幅度增加了给农业的化肥产量。中国的农业增产过程,从50年代-70年代中期,粮食增产主要的因素是依靠密集劳动的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结果;到70年代中晚期以后,中国农业的增产就主要是因为化肥投入的增加,带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快速增产。

    在农业增产受化肥支持的时候,仅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整个社会可分配的剩余出现快速增长。到了这个时候,重工业优先和配套的高积累政策,也应该适当地进行调整甚至是结束了,所以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可分配剩余,跟随着化肥投入的增加、农业的增产而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快速增长过程。1979年开始,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年就提高22%,同时国家开始扩大粮食的进口,年进口量达到1000万吨左右,这相当于是少要农民的粮食同时又多给钱,所以从1979-1984年这五年,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收入快速增长,而负担还没有到来,支出方面的增加也不多。城市的工厂和机关,也大幅度增加工资和奖金的发放。

    在1979年以前,大家都是少吃饭和多干活,接下来的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消费优先,有人把这个五年总结为“吃财政、高消费”。这样的“好日子”当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对于后来的十五年,有人接着总结的简要特点是“内外债、高积累”“合资合营卖土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在最开始的几年是以原先的财政盈余支持消费扩张的,接下来为了实现消费品的快速升级,就在国内依靠信贷膨胀和在国外举借大量外债来扩大洋设备的投资规模;再接下来就是把国内的市场容量,无条件地转让给跨国公司,以未来的赢利空间去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上几个过程的必然后果是,破坏了国企的生存条件以及中国本土技术的创新能力,最后是以多数生产者丧失其原有的生产岗位为代价的。因此中国消费快速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的过程,逐步把工人农民排斥出去,使大量的人口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

    从1985年以后,我们的新设备投入以进口为主,市场上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产品的寿命周期非常短,大量的生产能力刚刚形成的时候,还没有时间收回投资就过时了,这个时期消费档次的快速提升,是以国企的大量投资沉没为代价和成本的。没有生产条件的正常升级,以及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仅仅依靠引进设备来提高消费档次,实际上不可能不脱离人员和技术装备的适应程度,只能是一个劳尔·普雷维什所说的“特权消费社会”建设过程,这其实就是人们所称的“拉美化社会”的典型特征。

    我们讲过,只有在工业化的早期,特别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时,高积累政策才是必需的,这个时期的技术特点是以大机器和大工厂为载体的,大量向工业和交通部门转移剩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个时候就不需要高积累政策了,这一时期的进步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成长,智能化机器主要是要更新控制系统。从50年的投资水平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积累水平,从52-78年工业化的高积累阶段,这26年平均水平是30%,在邓小平时代从1978-2003年,我算出来的加权平均数字是39%,就是说在中国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之后,中国的积累率反而上升了。这真咄咄怪事。

    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每年投资比例都不超过20%,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东南亚的国家,投资比例都超过了30%。这个特点,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实际上这是中国的资本货物依赖国外和核心技术仰赖进口的结果,说到底,中国要为快速提升消费水平所依赖的外国技术,长期付出高额的成本和代价。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间,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生产资设备和核心技术部件,在依赖西方国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支付他们要的垄断价格。这样一来,中国的高积累就通过海外垄断资本的高利润,去支持他们的新技术研发。我们在失去了这一块剩余之后,自己反而没有了研发费用,丧失了技术创新和追赶能力,这样的技术落差,就变成了结构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是越来越大。与此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剩余净流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少数人消费迅速靠近欧美日的同时,要以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多数国民的福利水平作为代价。

    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间,过去不存在任何现实依据,今天“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结果完全走向反面,反而扩大单个就业人员的投资要求。这一理论的长期存在,本质上是适应海内外强势群体的利益需要,一方面是为掩盖中国和西方中间出现的结构性的技术差距扩大趋势,因此对外适应了海外垄断资本的利益需要;同时,对内也适应精英阶层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实现少数人独自现代化的需要。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不仅葬送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扩大了海外垄断企业的技术优势并长期化,剥夺了中国年青大学生成长为合格工程师的就业空间,同时也摧毁了工人的就业机会,把人们变成进口设备前的简单操作工,而这每一个工人所需要设备投资,却要求远远高于中国的重工业人均装备水平。

    五、 “特权消费社会”的剩余生产和分配问题

    特权消费社会在生产方面,要求无条件接近世界最高消费品水平,在分配方面对应地就要求购买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否则就会出现生产和消费的脱节问题。

    改革最开始,基本上有一个收买民心的过程,79年给农民涨价,从80年代开始,给工人工资调级和发奖金,这样一个消费的膨胀过程,受益面比较大。从85年以后,这个势头就开始逆转了,农民遭遇了“卖粮难”问题和价格下跌。城市改革里面就推广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和聘用制,强化了“物质刺激”,这些措施的政治意义是强化管理阶层的权力,把被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和就业保障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早期的收益增加,有助于工人平稳地适应被强化的管理,这个接受过程的背后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有相应的物质利益增加对应,在八四年如果是工人出来说“小平你好”也是不奇怪的。

    邓小平主政时期,胡耀邦、赵紫阳开始攻击平均主义,要拉开分配的档次,只能说还是一个开始。真正落实消灭多数人的购买力同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的过程,是朱镕基任上实现的。他力举进行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实现了让中产阶级掏工人农民腰包,住房产业化则是让暴富群体去掏中产阶级腰包。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完全落实了中国精英们,依据垄断地位和优势地位,向多数人索取剩余的权力。

    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利益分配结构,与今天很不同,当时个人的有形收入是很少的,但是作为无形收入提供的福利却很多,例如低廉的房租和水电燃料费,还有就是普遍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机会等,是一个有形收入较少同时搭配着无形收入较多的利益分配结构。这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政策安排,因为不存在大幅度增加收入的可能,也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条件,那么减少个人的负担和支出方面就尤为重要,这主要是通过各种福利制度安排来实现的,今天的农民贫困和城市普通人家的经济困难,多数是无法应付疾病和教育方面的巨额开支造成的。如果更改这一利益分配结构,同时却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可能,这就需要谨慎对待了。

    朱镕基在台上实现的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的结果,基本上把原来作为福利提供给普通人的东西,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然后在这种谈判地位极端不对称的市场上,造成一种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进行价格敲诈的态势,你的儿子姑娘要上学吗?你家亲人病了吗?对不起请拿大把的钱来,否则就别想治病,别想上学了。很明显,原先作为福利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是取消了从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别人的劣势,进行讨价还价的。经过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就完全反过来了,医院和学校被作为产业来办,也成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构。显然,这个政策是很有利于实现多数人的财富向少数人的手上集中的。有个工人跟我说,原来这些都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也不用操心着急的,现在一改之后,变成别人可以趁人之危了,原来不是“危”,是可以很稳妥得到的东西,硬改成了“危”。如果说这两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或者为这个改革付出代价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话,那么住房产业化损害的人就是社会的中上层了。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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