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知道,现在的上海、北京、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暴涨,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白领所能承担的限度。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水泥、钢材的时候,那时存在住房短缺是有道理的,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指望中国工业化完成之后,钢材建材大增产,从而缓解住房的紧张状况,现在的情况恰好反过来,中国去年生产了全球30%的钢材,40%的水泥,土地批出去的数量也很可观,不是缺乏建房子的材料,现在的主导短缺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短缺,只要你不承担房地产寡头的高价格,帮助他们实现高利润的话,你就成为不合理的消费者。有一个地产业的寡头任某人公开说,我们不是为穷人造房子的。为这一改革付出代价的不再是工人农民了,就算是农民进城打工,反正房子是买不起的,也不作指望了,这一次为所谓的改革付出代价的是小资和白领阶层。这一政策的社会分配功能是为了暴富群体的富裕,听任他们从中产阶级的口袋里掏钱。

     

    由于房地产事业的畸形繁荣,加上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需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机构,是典型的畸形发展。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七国总产量的两倍多。从今天资源流动和生产力布局看,怎么看都象是我们早年竭力批判的畸形发展,在整个工业里面,建材和钢材,存在着严重的恶性膨胀。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改革是为了让市场配置资源,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多么成功,但是这一资源流动和分配的背后,明明就是政治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不过是借助“市场价格机制”来公开而系统地排斥多数人,实现少数人的暴利而已。这些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生存条件恶化是互为因果的,而且也看不到他们这些富人对国家政权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有什么贡献,说到底,他们暴富的结果非常恶劣,除了这一小撮寡头之外,连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受到他们严重的损害。由于有高额利润作支撑,他们往往拉拢和腐蚀政府内部的个别人作为羽翼和帮凶,在房地产普遍暴利的情况下,还到处搞野蛮拆迁,上海还发生放火烧死人的恶性事件,这些说到底都是以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无形资产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代价,这样的改革还被某些主流捧着,很难说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在微观上对消费者设置了结构性短缺的高门槛,在今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间,确实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拉拢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扶持他们,大量汲取银行的资金去支撑他们的膨胀,在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中,房地产寡头组织起贪官和银行的支持,结果成为撬动资源流动一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在支撑着房地产业恶性扩张的同时,拉动中国的工业结构畸形发展。贪官掌握的权力和银行掌握的金融资本,都明显是在为少数人的暴富服务。

     

       我们知道,要制造和维持一个特权的社会,在人均资源很少的中国,就得排斥更大的人去支持少数人先富,这样就得依靠强有力的排斥机制起作用,仅仅依赖市场机制的排斥力度就不一定够用,需要引入更强有力的力量来起作用,说到底就是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必需搞“超经济强制”。我们已经知道,主流舆论在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所谓“改革旗号”下,基本上只体现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愿,完全没有普通工人农民的声音,话语权一边倒地“傍大款”,长期没有受到质疑和追问,只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才在局部和个别问题上对主流经济学形成追问。今年七月份,老经济学家刘国光奋起,讲了一些那些主流们不爱听的话,结果受到林毅夫这些人用造谣的手段进行封杀。政治权力由于少数人受到暴富群体的腐蚀,确实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渠道,帮助财富向少数人手上转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企和民族工业的大面积衰败,这就同时剥夺了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生产条件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失去了人力资本跟着技术和产业升级的积累,多数人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起作用,没有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中国的大学生就很少有机会成为合格的工程师,中国的技术创新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国际竞争力只能是逐步下降,被固定在国际分工底层,靠输出血汗工厂的产品和本土已经非常短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去维持一个少数人有权进行高消费的社会。沃勒斯坦说,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摆脱超经济强制,只有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才有比较规矩的资本主义。

     

    前几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就提出我们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间,许多居民被现代化进程甩出去了,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享受不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今年初,李强教授他们按照五普的数据,画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图。人们经常提起金字塔社会、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比金字塔还要糟,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而且还是不连续的,他说这样的社会缺乏交流。当然这样的社会分化程度和结构,社会矛盾就相应地很严重了,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激增至七万起。

     

    今天的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不再提效率优先,已经很明确把握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间严重的不和谐,但是要解决这样的严重问题,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六、       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没有把优势转化为经济剩余的占有,毛泽东时代没有什么富人,当官的有点特权也很有限,也不能说没有贪污但是也没有捞到多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也是相对缓和的。

     

    很多人说毛泽东是不好,特别是中国的精英们,说了又说,这个也有依据,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基本上是四分五裂的,因为精英阶层内部就不团结,在与平民阶层的竞争中间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压榨老百姓的能力就很有限。大概也不能认为,毛泽东是无意之间造成精英阶层分裂的。今天知识精英们掌握的话语权一边倒地为少数人的财富聚敛过程变化,表现特别突出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贪官掌握的那部分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对于房地产寡头,也是鼎力支持。以前英国的资本家们,也没有这样顺风顺水过,他们在政治上要受到强势群体――封建主的压制,舆论上也是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什么的奚落得一塌糊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总认为一个核心意思是为资本家说话,这个表态在当时的英国基本上相当于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行为,严重的违背了主流的共识,而且对主流政治势力极端不信任,认定那些封建主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兴起作任何好事,所以他主政一个很极端的政策,就是你们这帮子把握政权的贵族最好是站到一边去,最好还维持一个少花钱的政权模式,根据后来德国容克地主和美国奴隶主的表现,确实这些人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成长是起负面和障碍作用的。斯密的书,他的写作目的也明确是与重商主义论战的,加上政治视野来读更有启发意义,其中就蕴含着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封建主是过时的和消极的判断,同时也显示了斯密对英国资本家和资本积累推动社会发展的信心。

     

    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今天如此不检点,是不是也有捧杀的因素在内。中国资本家的一切发家事业和过错都被轻轻放过了,搞假冒伪劣起家,被放过了;污染环境、滥采资源,被某高官说成是“有水快流”;开血汗工厂没有任何劳保条件,还动不动拖欠工人工资,还总是逃脱了制裁,甚至要总理去帮助讨工资,简直成了笑话;和贪官一起盗骗国家财产,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包装为“帕雷托次优。有人说点不同看法,吴敬琏这样的人就举起“反改革”的大帽子。这些人动不动就是买几百万的汽车,上亿的房子,对于社会的回报和贡献,真是对不起得很,连税收都不想交,个人所得税里面的大部分是工薪阶层交纳的。任何一种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必定导致滥用和极度的腐败,在今天的中国,资本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权力,却报话语权保护得严严实实,拒绝一切监督,怎么不走上偏锋。话语权如此腐败和脱落,完全不顾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责任,也长期得不到监督和制约,所以刘国光说了一些他们感到不中听的话,高尚全吴敬琏等人就群起反击,根本不反省自己的偏执和堕落,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拿良知与金钱做交易了,习惯于傍大款和不顾多数人利益,这么着二十多年了,也没见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刘国光老先生这回一讲,他们都感到无比刺激,一跳八丈高,受不了。话语权的腐败是中国今天最严重的腐败。

     

    话语权的腐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借着政治权力来掩护自己,动不动就打棍子戴帽子,吴敬琏当了五十年的棍子手了。在邓小平时代,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为改革开放的化身,似乎与他们有不同观点就是反对邓小平设计师了,长期搞不争论,至今如此。中国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从话语权的腐败角度看,线索非常清晰。香港的某人说大陆不超过五个经济学家,当然这个人认为只有美国那样的学院派才算是经济学家,这个隐含的标准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对于中国的那些风光八面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不幸而言中,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这些人确实是不怎么研究问题,长期的招法都是扯大旗作虎皮。他们一方面装作为设计师的代言人和喉舌出现,是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在暴富寡头那里拿钱,长期作为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过渡和经纪人角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确实是高度整合的,掌握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文化权力的精英们,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孙立平说改革方向受到强势群体的牵引和转向,这是真实存在的。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意味着他们的团结和力量增加,而且由于话语权的腐败和一边倒,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非常的缓和不再有竞争和分裂的表现,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大,榨取平民阶层的能力就急剧的扩大。主流经济学家们恶狠狠地说改革就是要牺牲一代什么人作为代价,他们敢于这么说,实际上也是认为天下“莫予毒也”,认为没有人能够拿我怎么样,所以这么放肆。他们现在越发出息了,还动不动威胁高层不要犯错误什么的,那个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编新望先生更是有出息,恨不得把反改革的帽子扣到中央头上去。他们自认为自己代表着最强大的群体,所以特别有力量,敢于不讲任何道理,帽子满天飞。顺便说一下,不讲理和扣帽子,都是自以为自己特别有力量,没有必要跟你废话。

     

       由于资本和话语权的结合非常紧密,这些人基本上又不考虑社会问题,说到底,连一点统治阶级的意识都没有,可持续剥削问题都不考虑。经济学家掌握的文化权力是这样去追捧资本和疯狂的财富聚敛过程,而社会矛盾却越来越严重,由此可以理解,处在政治局中间的人,不可能不看社会矛盾的显示,新的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针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提出来的。除了对过去的判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判断,影响到思想界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分歧是来源于对未来的不同判断。

     

    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欧美日这些国家虽然很富裕很发达,假定现在他们的富于发达可以维持下去的话,这些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颠覆性的困难,至少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还可以维持在非对抗性矛盾的状态,政权和资本对于多数人不会采取一种彻底的排斥态度,法律和政治民主多少对下层有点保护。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的发展潜力不是受到发展不足的制约,从环境和资源开发的强度看,中国已经逼近了发展的极限,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那种直线增长多少年之后中国赶超美日的说法,不过是为少数人加大剥夺的程度服务的。

     

    许多人说中国搞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外资,问题在于中国到底是不是缺资金,根据杨帆教授的估计,中国暗地里流入的外汇超过一万亿美元了,同时还在国外主要是美国有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是中国每引进一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私底下流出了两美元,同时还在美国有一点四美元的存款;在中国的国内,也已经不是处于建国初中国工业化刚刚启动时期那样,必需通过高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投入过程,中国已经超越了资本短缺和投入不足的历史阶段,再强调什么效率优先,完全是服务于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需要去捏造事实。

     

    中国今天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时代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完成了工业化最需要物质资本投入的那个阶段,不存在资本短缺问题,相反倒是存在着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发的硬性制约。中国与欧美日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智能化技术创新上面的,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从运十飞机到单晶硅技术被放弃看,中国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全盘私有化和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存在,中国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从前那种合作攻关和长期坚持的环境条件。

     

    中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在许多人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到来了,这个问题需要加入到我们的思考视野里来。许多人不顾中国处于国际分工底层的事实,仅仅盲目地对比中美两国的单位产值能耗物耗数字,说中国还有多少节约的空间,这基本上是胡说,美国的低能耗恰恰是以中国的高能耗为基础的,高能耗产业作为所谓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外围国家了,中心国家当然就降低了自己的消耗,同时欧美日这些国家是市场上是以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的,中国却是以竞争性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的,考虑这两大不可比因素,中国的物耗能耗数字实在是没有多少潜力了。

     

    中国是否处在资本不足的阶段,还要不要全国人民为顺利积累资本作出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制约的程度如何?这反应了思想界对现实把握和判断上的重大分歧。但是更根本的分歧是对未来的判断,如果认为前面是茫茫苦海而且无舟可渡的话,那么对今天社会走向的判断以及对现实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就会非常不一样;反过来,如果认为前面是通渠大道,路的那边就是欧美日那样的富于发达,那就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说到底,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主要的也许可以说70%以上是由于对未来的不同判断引起的。以左右派来区分思想界的差别,固然可以,人群中总是存在左中右的。但是更贴切的区分是存在乐观派和悲观派巨大区别,由于乐观排是主流,认为制度万能,中国只要建设好欧美日那样的制度,最终就可以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于发达,因为他们当了20多年的主流,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今天就不讲乐观派的思想,介绍一下悲观派的看法和他们依据。

     

    前年的时候,北大的丁元竹教授访问过九十一位专家,其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行过仔细讨论。我访问过几位老同志,参加过上一场共产党革命的,有人认为,他已经听得见下一场革命的脚步声了,这基本上是一种最高危机即将到来的悲观判断。中国的今天思想界从西方进口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作出的乐观推论是非常不一致的。每隔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要有健康的力量去特征和抵消负面的东西,使得不发展到一个很极端的程度,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对现状的描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健康的力量去特征,所有的悲观都在于看到恶化趋势的同时却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没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约机制。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主导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关系定位的,不再是传统农业时代的舆论和宗法势力了,而是赤裸裸的权力,这个权力总共有两种,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或者话语权基本上是旗辅助作用帮助降低权力运用的成本,提高权力作用的效率的。资本是绝对专制的,服务于资本积累或者所有者财富增值的需要,是不管多数人的需要的;社会公平和对多数人有所保障的调整,主要是靠政权的作用。悲观的核心问题是从政治权力的作用趋势来判断的。

     

    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例如某大城市有一个周三,他原来是一个卖鸡汤的,因为跟常常来吃饭的官员关系密切,就因此进入房地产行业,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他的资产是膨胀到100多个亿。在大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门槛是非常高的。我们这里只是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问题,这个人在进行房地产开发,他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启动资本,他的优势是“官场关系”比较多,他拿到中心城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后,启动资金自己没有,靠得是有权有势的朋友帮助从银行贷款解决;这个项目的正常利润比如能赚一个亿,但是他政府实权派官员关系好,就做手脚说是安居工程和旧城改造项目,许多关联的税费就免了,因此利润扩大到三个亿;由于有贪官撑腰,他搞野蛮拆迁,结果节约了很多费用利润扩大到四个亿,甚至五个亿。在这样的赚钱过程中间,这个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贪官的保护对利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贡献与收益挂钩的角度看,不可能是用多少万的红包去报答的;利润如果大致按贡献分配的话,权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金融贷款权力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个资本家个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贪官不是大公无私的话,他们理所应当得到利润中间更多的份额。有了贡献和利润分配的了解,再来分析利润流入官场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因为有权来钱很容易,那么保住权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给贪官的金超过一个亿的话,我估计,哪一个区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很突出,如果被上级查处的话,轻则丧失权力重则坐牢,这样的机会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继续以权力聚敛财富的机会,因此压倒性的问题是要购买“保险”,但是这样的保险项目,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只能通过在官场中间建设保护网来解决,这个时候区里面的贪官为了降低捞钱的风险,需要把市一级的官员拉拢到周三的“分赃同盟”中间来;如果分脏超过了10个亿,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级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这样市里的贪官就得设法把分赃同盟继续向上延伸。最后的结果是,最有权力的官员有参加分赃同盟的必要,而且不参加都不行,有一个四川的贪官后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贪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挡了别人的财路。周三建立起强大的分赃同盟之后,赚钱就非常容易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城市哪个房地产项目最赚钱,就由分赃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资格参与分脏同盟的后台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权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实权部门。最近几年,各地都有暴富寡头被绳之以法的案例,这说明了他们的分赃同盟一个共同的问题,像这样的人被抛出来以后,如果进行彻查的话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上的大地震。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案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从苏联解体的经验看,这些分赃同盟的问题是共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风险无法排遣,除非是共产党非法和国家解体。苏联的叶利钦就是代表这些寡头而上台的,虽然苏联在解体之前曾经举行过全民公决,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精英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最后,他们还亲自宣布共产党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人,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特别是引入选举,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市场化,这样那些富人就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包装“名牌精英”到前台去执政,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结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赃同盟的政治风险意识,看看苏联解体的经验,再回头结合我们国家舆论风向的转变去分析,就非常有意思。改革以来的舆论,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谈的阶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为界。此前,我们的舆论主流是由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核心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需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由此经济剩余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资产都在“经济市场化”的名义下,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了,他们不仅得到了我们社会最大的份额的剩余,也控制了新的剩余生产和分配方式;象拿下地产寡头们,就是中国资本家中间最有实力的一群。由于他们获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么正当,特别是他们赢利的渠道恰恰以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长期得不到认同,由于存在这么些困难,所以我们就常常听到主流经济学家们出来说,要善待有贡献的人,不要向富人开枪,政府不能劫富济贫等等,这些都真实反应了这个群体的风险和担忧。

     

      等到寡头们捞到的前足够多,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主义就浮出水面了。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予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们不可能敢于发动群众干革命来从把政权夺到手里。因此他他们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夺到手里。最理想的方式,是发挥金钱对政治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有一份现成的道路,他们简单地结过美国人的人权和民主旗号,在中国大力宣传。他们指望一个“政治市场化”的程序,去发挥他们钱多的优势,有钱了,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拿到手上,或者由他们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于被追究,可以睡安稳觉了。

     

    由于政府高层不可能不面对社会矛盾,因此这些人就很担心政府走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说到底,这些寡头建立起各种分赃同盟,不是与政府和共产党合作,而是拉拢掌权者个人,这些人的牟利方式确实是把他们暴富的成本和代价,通过贪官滥用权力的方式去转嫁给政府承担。说到底,贪官和寡头的合作,是个人性质的,不体现政权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经济学们扣反改革帽子,已经要扣到中央头上去了。这个事实说明精英阶层的整体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识精英是无条件与资本权力合作,贪官和他们也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这些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们要躲在共产党的大树下捞钱,与贪官个人合作,同时也想把大树连根拔掉。

     

    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中国二十多年来舆论主流的转换,无论是“政治市场化”舆论还是“经济市场化”的舆论,都是违犯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纲的,但是20多年来,恰恰是这两种舆论成为上风和主流,都是为这个以各种分赃同盟组成的强势群体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服务的。这只能认为,分赃同盟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舆论管制”的标准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击共产党独裁专制,管制舆论,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严密的管制中间选择了主流们的意见。分赃同盟的强大和主导权发展程度,由这里可见一斑。

     

    我们把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放到一边去,就事论事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这些今天的强势群体最终得到政权,中国会怎么样?主流们今天向国人许诺实现日本和美国的富裕和发达,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舆论策略,肯定达不到。达不到没有关系,有一个最低的底线,他们要做统治阶级就必需达到,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维持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基本秩序,他们这个能力有没有?我们亲眼看到,这些人先是让工人农民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住房产业化政策之后,连小资和白领阶层也成为代价了,这些人用这样高的强度去聚敛财富,排斥的人占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同时还针对并担忧现在的政权,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有多数人会拥护他们,他们又靠什么样的手段去管治多数人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平民主义者,对于精英阶层的执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给出了中国的精英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需要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有必要引用毛泽东一些的基本判断,毛泽东从1939年开始就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并主导自己的命运,连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由于拥有对国内民众的优势,与海外垄断资本相比却处于劣势,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由于与国外民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从晚期到民国,都选择对外一味的妥协和退让,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主流们的“国际竞争双赢说”,实质上是要取消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竞争无法取消,他们实际上是主张抹杀中国的安全目标和民族利益实现。这就有了不需要民族品牌和自主技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的标准了。说到底,这些人无法捍卫中国的利益,就干脆宣布说利益不存在。如果没有国家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我们的精英阶层不经不愿意对外,干脆要把问题取消掉,拒绝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严峻问题。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底线,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必须要满足中国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需要,剥夺的最低限度是这个,这是可持续剥削的底线。说到底,这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他们满足底层的最低生产生活需要,等同于是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支付保险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连支付保险费的意愿都没有。由于他们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资本,也结合了话语权的保护,因此他们压榨工人的能力会进一步上升,如果不继续支付保险费的话,如果有上亿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饭吃,就算有一千万军队恐怕也无法掌握局势,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场革命。苏联解体是从人均八千美金这样的水准上,现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寡头们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底层群众没有起来干革命,还没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们可以从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变化,去考察苏联解体为什么没有引发革命?解体前,苏联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平均数的120%,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在解体以后,下降到平均数的78%。就是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全国绝对平均收入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后,相对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个宋小路去俄罗斯经商,认识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的工资当时是20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钱,如果没有苏联时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这个人就比我们的打工仔还要穷困了。由于俄罗斯有丰富的空闲土地,这个所长就在周末去郊区种黄瓜、番茄和土豆,给自己吃,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存。中国如果由这些强势群体主导,搞一场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崩溃出来,人均收入在中国的低水平继续大幅度下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中国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己自足”种地生存的空间都没有。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亿人,没有饭吃的话,那么以分赃同盟为核心的强势群体,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新让普通的民众有一个生存的出路,就是减少自己的聚敛强度,相当于缴纳一点保险费;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统统消灭掉。我个人的判断,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帮他开枪的人,所以他们仅有的选择是:分赃同盟带上自己手刮来的财富去国外。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国外开一个空壳公司来持有股份,用各种方式尽量把财富变现汇出中国,把子女先送出去。

     

    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比革命更加悲观的后果,如果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发生任何性质的大动荡和大变局的话,只要中国工农业生产发生混乱,城乡的交流断绝,只要农民两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国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实际上要导致中华民族的整体毁灭。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干革命的时候,农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产出粮食来的,革命过程是一个多数人在生存线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权重建过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会迅速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样就意味着多数人没有饭吃了,这个时候亿斤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粮食都无法生产出来了,民族将在饥饿中间自行毁灭。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高积累过程,如果立足于自主技术创新来装备自己的产业,那么就不需要向海外垄断企业支付垄断利润,中国在今天的资源开发强度上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资源和人口对应关系推算,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没有医生和医院的高价敲诈,按照药品的出厂价格,农民的收入也是得到医疗服务的,我们知道很多价格二三十块的药品,出厂价不过两三块钱。教育就更简单,我自己上小学就是每个学期五毛钱。只要合作体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低价格其实非常容易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和利益主体的绝对分割,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结过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就把绝大多数人变成了不合格的消费者。由于多数人消费不起,最后,这样的服务根本就不会生产出来,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水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为了富于发达,建立了基于高价格的系统排斥机制,把多数人排斥在外,在整体上也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我们知道今天的农民陷入困境,多数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且无法应付迅速膨胀的开支,例如教育和医疗费用。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资源有限,人均收入的提升有其极限,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和生活,对服务的提供将产生极大的抑制。回顾毛泽东时代,低工资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结构,是有价值的,这意味着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竞争和价格敲诈,把多数人纳入服务范围,这是完全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在市场和竞争实现,需要开创性地引入大范围的合作机制。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尝试了两种不同工业化模式,最终是选择了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中华民族组成这么人口庞大的国家,今天的发展已经受到人均资源不足的限制,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政策之后,中国发展的限制已经不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了,而是要解决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我们谈到了竞争和市场机制抑制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取消了多数人本来可以低价得到的东西,降低了国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打破这一抑制的竞争和市场机制。今天的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的,今天中国的强势群体组织起各种利益同盟,又实现了与话语权-主流知识精英的紧密结合,他们为了自身的狭隘私利,与政府的目标和民众的利益直接对立。因此看来,合作的障碍和问题,还是孔夫子和毛泽东重复发现的同一个问题,精英阶层不愿意。

     

    从建国初期,资本权力的拙劣表现,到今天中国分赃同盟的走极端,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结论,权力必须回到工农的手里,共产党人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推论,无产阶级代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体现了历史使命。毛泽东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判断,他看到从晚期到民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外竞争的时候的表现。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们要求跟国外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建立一个特权的消费社会,对内,精英们发现中国的剩余太少,必须尽可能排斥多少人,从而把更多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发达程度。有鉴于此,精英们把各种权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秘密或者公开的分赃同盟等各种形式,在改革的名义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要多数人作出牺牲支付成本和代价,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我们也反复申述过,这样的社会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些强势群体的狭隘利益和视野,他们还公然反对中央政府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调整。

     

    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都是极为消极的,中国工业化最终是政权主导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需要多数人为资本积累做出牺牲的历史需要了,所以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效率话语说到底是为少数人聚敛财富服务的,相反,由于市场和竞争对多数人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天然抑制作用,这要求进行大范围和高程度的合作体制来实现,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行政权力来起作用,来主导服务通过合作机制提供给全国人民。

     

    根据过去的经验,权力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程度太深,也有很消极的一面。但是跟多数人陷入困难的现实相比,中国只能选择一种更小的代价来承担,从人世间产生权力和强制管理那一天开始,监督权力就是一个难题,本质上是平民阶层如何在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下去制衡精英阶层走极端的问题。但是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显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约还是可以实现的。看来,中国要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和发达,以物质财富更大的丰富去缓和阶层分化和对立,这一指望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中国必须在面临严重社会矛盾的前提下,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来,这一探索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美国的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那是指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他们今天的制度足以应付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在于这套制度生效的社会基础――阶层对立和矛盾相对缓和――却无法移植到中国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更急迫地面临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困境,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困境重新思考未来和我们的出路,从先秦诸子到毛泽东时代的探索,都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丰厚遗产,也由于我们面临着无法解脱的西式现代化困境,我们民族重新凝聚起共识和行动意志还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理由期待一个乐观的未来,这些说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有值得思考的合理性在,提出来和大家商榷一下,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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