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经济学研究而言,马克思比对手高明的地方是:把商品货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关系揭示出来;同时不局限于货币数量关系单纯叙述,而是对照着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形态流动过程来进行。由于人们在竞争中间的地位不同,一些人可以占有另外一些人的劳动,马克思的局限在于把这个竞争地位上的优势和劣势,作为更为基本的因素来对待,把其它的重要作用因素例如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化约”为经济关系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投射,接近于“经济关系决定一切”的路子。实际上马克思自己也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商品货币关系才改造了全部社会关系,并取得了一个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在后续的发展中间就有人把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之后的“特有”现象“前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果产生出“经济决定论”和“五阶段论历史观”。虽然马克思自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跟这些人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马克思本人确实是用经济来解释社会关系的始祖,不过后来的发展更加极端化了。即便如此,马克思也比他的对立面要高明得多,他研究经济问题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数量的把握和数量关系的对照,他还特别重视与社会再生产中间的实物流通过程的对应关系说明,例如两大部类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分工和比例关系等,这样马克思就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置于一种开放性的视野里,以货币数量及其相互关系所表示的经济理论,时刻可以跟现实社会经济运动的实物流通和再生产过程相互关照和修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总是意味着一种所谓的“不平衡”,每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总是在变化,各个重要因素之间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地处在消长关系之中,任何理论总是对应着一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经验的,时空的变换和新经验的产生,总是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契机和更新。马克思的经济学框架,在这一点上恰恰是“最不封闭”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叙述中间,既引入商品货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关系的“政治内容”,又时刻关照着现实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形态,因而是一种最能够“与时俱进”的科学框架,即便是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解释模型和分析起点被否定,也仍然无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照方法和政治价值,作为一种自称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这是更为基本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边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出于特定时期的现实需要,不惜去曲解马克思的理论来满足现实;与此相对应,就产生一种迫切需要:把马克思基于特定时空经验的结论“教条化”成为所谓的“客观规律”,并且还不容许争论;最后的结果,就产生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左灯,向右转”,为此一目的,就绝对地把“五阶段论”作为所谓的客观规律来强调,以为少数人富起来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结果在根本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所强调的重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淡化,转而强调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不可超越”。

    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他曾经反对的对立面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运用,这样的运用方式,曾经长期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共同言说方向。勿容讳言,在为资本主义辩护上面,是马克思的对立面比马克思更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马克思曾经竭力批判过的“西尼尔”的“节欲论”,反而在各种形态下面复活过来,成为指导中国改革的主要出发点,在“超经济强制”的轨道上去制造“少数人先富”,各种版本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不同的“节欲论”变形,这样去为少数人先富的“历史进步性”做出辩护。就这样,以马克思符号标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作为一个过渡形态,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间段内,起着“节欲论”那样的辩护作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始终在等待着“后节欲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特别在西方也是极端思潮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个“马克思符号”在中国的特定时期做完“铺垫和过度”的历史作用之后,就必然要“退位让贤”了。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无法提高理论的说服力或者科学性,因此各种不同形态的“节欲论”始终居于主流经济学的叙述核心地位,因为这一点最容易和人们的常识协调,符合主流经济学的起点――经济人假设,主流经济学的说服力主要来自于“节欲论”,这成为主流们的心结――他们无论在理论上如何创新,由于受到说服力的决定性制约,最终都要回到西尼尔的起点上去。张五常始终认为只有抓住“人性是否自私”这一要点,才能超过马克思经济学的说服力,问题在于张五常不如小鸡――生下来就会吃米,他也不如小鸭――生下来就会游泳,所以张五常要生存下来,就离不开他父母的“非自私”行为,张五常要发财,也最终无法超越他“如蜘蛛结网那样获得的权力保护”程度,他在美国因偷税被通缉,就是认识上产生了严重错误,所以光靠“人性自私”是组织不起一个秩序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甚至按照这一简单逻辑,张五常不仅没有可能发财,连生存下来都不可能。主流们在经济学理论创新上的困境和认识上的偏执,由此可见一斑,都产生了严重后果,还拒绝反省。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之间的一个核心概念“剥削”,一开始就不再使用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要删去剥削的字眼,原来在共产党章程中间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因为中间讲到了剥削,结果就被删去了。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讲剥削,只讲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作用的那些部分,这样的运用方式本质上就是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来运用,这样的马克思,在服务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功能上,其竞争力肯定不及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了。

    在经济上不讲剥削,在政治上就必然要反对将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这样马克思的政治学地位也要下降到要与其对立面去竞争了:看谁更能服务于论战有钱人的政治优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过程,本来就是从政治上开始的,在“六二七决议”否定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之后,以一个所谓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策略性叙述,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学基本分析非法和核心理路,不容许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所谓的工人阶级先进地位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就无从讲起。这是拨乱反正之后,以少数人在文革中间的“感受一致”为基础,去否定基本政治理论的经典案例,最终在社会发展后果上也确实检验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代表马克思主义,而什么样的人无法代表马克思主义,无论其文化素质或者政治地位上何等高明。实际上,中国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工作,是从政治上开始的,最终走向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理论确实无法很好地为少数人的优势地位服务,硬要把马克思应用到这样的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的弱势和不足就成为致命的、不可克服的,因此最终马克思主义被取代并被排挤出“领导地位”就成为“历史必然”。

    一个政治上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在经济学中间不讲剩余价值和剥削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存在的理论价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产生并曾经存在过一段时间,主要是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现实需要决定的。因为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普及到全民的“批判走资派”的宣传,普通的工农也在走资派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产生了“顽固”的“政治正确性”,在这样的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中间,没有任何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就强迫中国一切新的、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意识形态,都不得不采取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策略,以便起到迷惑大众的作用,避免民间的警醒和反对。换言之,是文革的强大遗产迫使对手采取一种偷偷摸摸的宣传策略,改革采取一种渐进过程而不是苏东那样的“休克疗法”,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设立的遗产,给精英们在新时期的前进步伐,拖了后腿。这个缓慢的精英主义化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特”的实质是在文革的强大遗产拖累下,进行的“非休克疗法”。

    中国的“精英主义化改造过程”只能是缓慢前进,这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在理论上就需要一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为之服务,所以被汪晖总称为“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的各种理论形态,最开始,没有一种不是在马克思的旗帜下重新演绎的;无一例外地这些理论形态的批判对象都指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其诉求对象都指向今天的社会和政治经济现实,按照汪晖的说法是要背离毛泽东时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按照老田的理解就是一种“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都要求一种西方那样“现代性”――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和社会制度。说到底,这是中国从平民主义制度转向精英主义社会过程中间,由于中国有一份平民主义时期积累起来的强大舆论遗产起作用,因此强迫精英们采取一种灵活的话语策略――充分利用马克思这个符号。在现实操作上,就体现为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纲领,先是以理论变形来指导一种渐变的思路,在现实的利益分配上,也相应地存在一个早期向平民阶层的需要让步的时间段,目的是麻痹和软化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警惕;在早期的平民阶层“得甜头”过程中间,精英们建立起各种论战自身“垄断领导权”的合理性,并取得了一个很有利的时间段去自余地完成精英阶层内部的力量整合(时间的价值),这样就奠定了在未来可以剥夺平民阶层更大剩余份额的长远利益(空间的价值)。孙立平发现八十年代中国的资源分配呈现发散状态,有利于平民阶层,而到了九十年代,资源分配就高度集中于精英阶层了,他还提到“总体性精英”和“不分化资本”等等,这其实都是“以时间换空间”战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由于二十多年来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整体化”过程,他们的力量对于平民阶层已经非常强大了,已经不再需要那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敷衍平民阶层了,因此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就是必然的,毕竟是所有的精英主义制度都适用统一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由于战后西方大学体制汲取的资源日益增加,理论花样翻新和发达都是惊人的,在中国另行进行理论创新就显得重复和不必要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过程,本身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手段就是引进西方理论并进一步抬升其地位,把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形态宣布为“人类文明的主流”和“普世价值”,都是防止本土的拙劣创新工作偏离了西方那样的方向。因为在中国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剥夺更为严厉,所以就需要西方最极端的意识形态来辩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向来都不是新自由主义和哈耶克那样的极端思潮,但是这样的极端思潮恰恰在中国被捧为“先知”和“主流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前政府高官宣称要延请西方教授到中国来“传道授业解惑”,大学要用英文原版教材;林毅夫等人竭力要用诺贝尔奖所肯定的学术标准和努力方向,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高甚至是唯一方向;张维迎所规划的北大改革中间,就是要在对教师的学术水平评价中间更多地引入“在西方人那里得到肯定”为标准;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实现了全盘西化,这所有的努力过程,都是建基于一个这样的判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即将过去,未来的中国将是精英阶层的天下,传统的平民主义威胁已经被彻底瓦解了,不再作为理论创新中间需要考虑的因素。马克思作为一个过度时期曾经需要的符号,失去了相应的利用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教学中间被边缘化是不奇怪的,如果真的作为研究室入学的考试内容来要求,那倒是奇怪了。

    旧的问题确实不再存在,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精英们原指望一个无矛盾的世界,这样一个美梦破产了。精英们原来的所谓“改革共识”破裂了,更严重的问题是现实政治中间的“分利同盟”有发生分裂的危险。少数人的财富聚敛强度,已经威胁到多数人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从而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这样就使得政权中间产生了少量的“悲观派”,他们担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这样就有一部分精英们开始考虑一个新问题:如果中国发生“洪水滔天”的社会危机怎么办?为了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精英们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现在碰到了政治稳定的现实威胁,政治稳定目标和精英们的经济目标发生矛盾,特别是聚敛财富过多的资本家群体及其组织起来的“分利同盟”,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就算是在现有条件下搞“赦免原罪”“私产神圣入宪”这样的政治努力过程,也不能完全解决。由此这些最强大的分利同盟希望在中国落实苏联解体和共产党非法的经验,以牺牲共产党执政地位这样的“无形资产”,去应付社会上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并建立起“政治市场化”机制把经济优势落实到政治权力的分配领域,最好是由自己或者自己的委托人去直接掌权,这样,分利同盟的政治诉求就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统一目标产生了矛盾,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取向的不一致和矛盾有上升的趋势,担心所谓的“向富人开枪”或者政府“杀富济贫”的声浪,就在这个背景下格外高涨起来。

    因为追求社会政治稳定,总是要求抑制资源的过度集中,同时也要求健康的政治权力来实现社会阶层分配的部分均衡,这样就必须以抑制暴富群体的过度聚敛和资本权力的扩张。这样就出现了非常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存在“洪水滔天”的可能性,或者发生了也不要紧,例如北大某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美国绿卡的,著名的吴敬琏先生的女儿是在美国嫁人的,这些人有退路,所以敢于藐视危险;他们宣布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必须继续进行下去,把资本的权力扩张过程进行到底,虽然“为改革承担代价”群体已经由工农阶层上升到小资白领阶层,排斥的人数已经是整个社会中间的绝大多数,他们也仍然不在乎。教育、医疗和住房产业化政策,已经严重威胁到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为暴富群体和分利同盟这样的强势群体说话。也因为要在严重的政经同盟破裂问题上明确表态,他们都宣布改革的成就都是资本(或者换个说法,叫民营经济)取得权力和地位的结果,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都是政府(或者共产党)拒绝放弃权力带来的。他们的态度和讲话表明了分利同盟组成的“强势群体”为了继续聚敛财富,也为了降低政治和法律风险,已经跟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统一目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稳定目标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力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明确和尖锐起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开始为此忧心忡忡。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研究视野要兼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原本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应有之义,主流们的视野狭隘除了立场问题之外,不能说没有学理上的原因,所以他们既不能很好地解释过去的历史,也不能正确把握中国的未来。

    另外的人例如刘国光,虽然也有资格和机会到国外去安排退路,从而不担心中国发生“洪水滔天”,但是他还是有点摆不脱“学者的良知”的束缚,所以说出一篇在主流经济学家中间“神憎鬼厌”的讲话来。从后来的情况回溯过去,刘国光老先生看来事先就很了解讲话的“严重效果”,所以整个讲话显得极端小心翼翼,最开始还只是“小声嘀咕”,后来才改成“大喊大叫”的,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刘老先生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可见这一决心是多么难下。开始是在两年前的八十岁生日上,老人家嘀咕的内容还只是什么“学者良知”“人民立场”等等“虚词”,最后才提高声调到石破天惊的“领导权”这样的“实质问题”上。说完这个话之后,刘国光老先生就发现后果了,他原来工作单位的编辑们在发表他文章的时候,就刻意保持了一点距离,甚至林毅夫先生还耍点小手腕,说他跟刘国光已经沟通过了,观点有交叉,要广州某著名报纸拒绝发表刘国光老先生的不同意见。刘国光老先生的遭遇,很正常,就象古人在《正气歌》中间说的那样“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所有的牺牲和成本都是自找的,至少刘国光老先生在他的位置上完成对主流的反叛,是主流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可以说刘老先生的遭遇完全不是别人强加的,是他自己的讲话,明显表示出来:他与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方向是不协调的,不管他讲话是出于“悲观”还是真的要显示“人民立场”。

    反过来,如果精英们不立马跟刘国光老先生为难,那肯定说明他的讲话没有触及“实质问题”。孔夫子说他自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这个年纪什么“饮食男女”“生死爱欲”都已经无所谓了,是老得什么“想头”都没有了,才最后觉悟的,可见圣人的境界也不是高不可攀;刘国光老先生在八十岁后,曾经是市场经济的竭力支持者,最终愿意承担与主流分道扬镳的“反叛后果”来发言,也依然是十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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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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