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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经济――政治学的考察视野

    一、 理论的滞后和问题的提出

    西方企业的“经理革命”发生了接近一百年之后,才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分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工具――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模型――才逐步成熟起来,理论落后于现实有其必然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西方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政治生态,与建立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西方理论积累的框架里,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因此在国史党史研究中间进行的新中国早期的政治学考察,就主要集中于重大事件决策和领导人的主观偏好方面的梳理,较少涉及一些国家管理中间的结构性问题。

    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一个常见的偏向就是把“国家政治和经济决策”与“领导人的个人利害”关系直接挂钩,把一部新中国政治史写成“权力斗争”或者“宫廷密谋”过程。特别地,由于未能在决策――社会后果的分析中间,发展出适当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简单地在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和最终的执行结果之间,通过个别案例(有时甚至是非典型的极端案例)去建立一个政治解释或者叙述的模式,极为常见,在对应的政策成本或者代价的列举叙述之后,往往就到中南海去寻找决策责任者,在政策正面效益的叙述支持下,往往就开始歌颂设计师的功劳。这样的叙述模式,实质上是假定“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为零,决策者本人与“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差不多,他能够控制从决策到执行乃至最终的被管理者的行为,或者应该为所有环节的问题和偏差负责。

    本文的分析,希望通过提出“管理成本”概念,在决策和最终的政策效果中间,加上对管理层级中间政策传递和执行过程考察;而被管理者更高程度认同,会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引入“认同与管理成本关系”的视野,就把被管理者或者政策调整的最后体现者(工人农民)也纳入到考察视野中间来。从而把决策者的地位降低为:在“特定管理目标”下,根据既定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既有的管理投入和可能的管理投入的制约条件下,选择实现目标路径的思考者。每一个设计和思考,都会在现实的困难和问题面前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不变的是目标、资源和管理投入的制约。这样,决策者的正确和错误,就得根据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资源动员的水平,收益和代价的对比来给出。这样的分析路径,更接近于西方的企业管理学框架。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给出的,在努力目标上整个民族是有共识的,无论左右派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大家都是同意的,这个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目标,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由“近代史共识”给出的。

    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力量,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政治权力。在新中国早期的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力量不足,而消极程度又太大,最终被放弃,“三大改造”提前进行,新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的主导权,全部转移到政府手里。这样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一体两面”,都是集中服务于快速工业化进程的要求。从这样的管理目标出发,去考察新中国的政治问题,就与企业的目标管理模式,有更多的可比之处,却与西方政治理论的研究视野和理解框架相区别。新中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选择,或者说,新中国的正式制度选择,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和政权的力量对比。

    这样,在考察政治人物的决策时,就需要联系新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目标来进行,在决策和管理目标之间建立起对照性的观察视野,把领导人的决策思考和政策制定、以及后来的执行效果,与早先的制度设计建立起比较关系,这样去展开问题视野和研究,就可以避免把对政治决策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个人与自身利害相关联”的层次上,从而自动导向一个权力斗争的结论。退一步讲,权力斗争的研究需要大量的领导者个人的思想活动资料和利益关系背景资料,由于目前档案资料的开发程度有限,几乎得不到必要的资料来支持这样的研究过程,因此在实际研究操作中间,“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甚至是凭个人好恶乃至政治气候,来进行叙述就成为必然,这就极大地降低了研究的价值。说到底,就算是“权力斗争”存在,目前也缺乏足够的资料以支持这样的研究过程,过去的研究多数从属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得出的结论和运用的素材也基本上与政治需要一致,问题在于现在连这个“政治需要”也不存在了。

    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需要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引入新的问题视野,在目标管理的框架下,就新中国的管理目标、政治决策、资源动员、决策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做出一个结构――功能性的分析。拓宽考察视野,是为了把更多的现实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以期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历史和现实,同时也可以在不同经验视野的观照下,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在这个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成就。

    二、 管理目标和制约因素

    西方在战后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更多地在经验层面来进行,但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研究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关注指导思想和宏观的制度设计,并以此去解释一切。在这样的研究里,最常见的就是屏蔽掉目标和资源基础,仅仅突出决策圈子少数人的认识和指导思想的正确或者错误。本文的切入点与此不同,试图从一个中间的层面开始,在给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之后,得出管理目标,就决策者对此一目标的把握和努力过程,来展开叙述,主要的线索集中在为了应付特定的任务决策者调度人力物力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以及存在的解决方案。这样,指导思想的变化将依赖现实的需要。和以前的研究重点不同,本文不试图站在法官或者道德家的角度去臧否政治人物,而是把政治人物的主张放在特定的现实制约条件中间去把握,把他们作为应对特定局势而选择对策的人来看待,是一种从经验出发的叙述。

    “近代史共识”以及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

    在新中国的管理目标提出之后,就需要考察制约目标实现的各种资源和因素,有形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无形的资源主要是管理因素,西方也有的经济学家把管理作为第四种要素。

    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本严重不足,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管理所需要的组织资源上,有一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毛泽东要求军队成为“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的目标下,简易训练出来的“有机知识分子”,政权中间的主流派要么是有军队工作背景,从前的地方干部也是服务于军队和战争需要的后勤人员。在资本的整合力量严重不足,能够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资本是“短线资源”,而军队转业干部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一定的威信和相应的动员能力,在国家经济管理中间要算是“长线资源”。工业化进程到底是由资本主导还是由政权主导,实际上通过不同的“力量对比”在建国初期实现了选择,当然这个选择过程,本身是依据短线资源的表现来决定的。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之后,新中国政权根据资本的表现,实际上否定了资本参与主导工业化进程的早期路线――新民主主义,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要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私人资本主导之外,就需要通过强化农村基层政权来实现。在土改完成之后,新中国政权就采取各种措施,逐次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因为多数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都在农村。从互助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县政权以下的三级政权机构逐步强化并完善起来,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经过试错和调整,最终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选择的制约条件是:劳动力丰富、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资本在积累不足的条件下,缺乏适当的控制能力,无法降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就表现出极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在当时的特定经济条件下,表现出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需要民生目标相矛盾的总趋势,由此提前了三大改造和总结了新民主主义的早期认识。政策的更改,不是出于指导思想的变化,恰恰是根据现实呈现出来的理由,放弃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框架里的政策。

    由于新中国的战略发展目标是“近代史共识”给定的,在国民和领导集体中间,都有着比较高的共识。而且是对应着晚清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上百年时间的黑暗记忆,转化为民族自立自强的要求,最后形成快速工业化目标,在新中国顺利上升为国家意志,基本上没有反对者。为此目标,需要动员全民族来共同努力,这个转变也是从晚清开始的,许多人都把目光转向民间,想要通过文学或者其它方式去“唤醒民众”,梁启超等人主张“小说界革命”,鲁迅弃医从文,包括后来毛泽东和胡风关于文艺要不要为政治服务的分歧,都有着同一个历史内涵。一个动员型的政权,各个方面的力量要为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服务,这一点应该说也是有共识的,中国老百姓特别“听话”来源较高的国家发展目标的“近代史共识”。

    而政权的建设过程和对劳动力的调度方式,或者管理方法,基本上是继承了战争年代的动员方式,说到底,这个方面存在一支种严格的知识的继承关系,因为基层干部从前是服务于军队或者是战争动员中间成长起来的,管理知识的积累,部分决定了后来政权的运作方式。有人开玩笑说,解放初政权中间的主流派是将军,所以社会管理中间就相应地划分为不同的“战线”,工业战线、农业战线、教育战线等等,整个中国的管理不仅在词汇指称上面,而且在现实上也象一个大兵营;而今天中国是工程师当权,他们把什么都变成“工程”来办,二一一工程,八六三工程等等。

    三、 两个核心概念:经济剩余和管理成本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受到两大因素的决定性制约:一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要求――新机器厂房和交通系统等的建设――巨大的经济剩余沉淀规模,二是国家和社会管理方面受到“管理成本”的严重制约。

    快速工业化战略最后被称为“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加上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强化基层政权一起,以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具体的政策和制度选择是:在农村以基层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为基础,在劳动密集投入的基础上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在有限的资金积累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政策的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就已经明确表述过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最终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本质上也是“制造认同”的过程,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三面红旗”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

    “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依据,在政府主导与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对照中间,得到很好的理解。新中国工业化第一步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完成,按照统计数据显示的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接近8000亿元,如果考虑到大量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还有很多土建和交通系统的修筑是无偿征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的,这些如果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建设同样数量的工厂和交通事业,要求实际沉淀的“购买力水平”要超过30000亿元以上。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总量不过120亿元,这样的积累规模将需要上百年时间。此外,由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非竞争性”,使得生产线技术的学习成本极低,可以由一个或者一群企业无条件地帮助新企业完成技术“复制”工作,这对于私人企业而言是无法得到的,新的私人企业投产总是要经历一个时间的学习和培训过程,更加大了投入要求。“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依据,是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比私人资本在“购买力积累”方面,要求更少,包括有形的土地划拨和无形的学习成本节约两个主要方面。换言之,政权只要有机器设备,就可以在购买力积累的水平之上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且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技术的学习成本。

    中国大跃进和快速工业化战略的最终基础,还在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领土面积,虽然人均剩余生产水平很低,但是总量却很大,足以支持快速工业化的剩余沉淀要求,同时这一工业化的积累也必须以“低成本”地从全国的生产者那里集中起来,工业化的积累要相对平均地由各个社会阶层共同承担,且不容许有例外者。土改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三大改造更是消除了其它经济领域的特权,平均担负积累成本的社会政治特色就实现了,后来的文革更是深入追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权,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不断退出例如取消军衔制等等。

    新中国是一个后革命政权,其政治整合和组织资源是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对管理手段选择有着直接影响。这个组织资源的优势,奠定了低成本汲取全国经济剩余的制度支持。

    特别是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高积累政策,直接给定了新中国的分配结构。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特别是重工业优先政策下的庞大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使得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在剩余分配上占据更为主要的地位,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要求的分权和企业下放实际上没有成功。

    快速积累过程,使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一方面要减少当前的剩余分配,对于政治认同的下降是决定性的,同时巨大的积累规模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贫穷”来负担,在影响了消费的同时,要求一种适应性的意识形态作用――突出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相比较而言,精英阶层失去了“高档消费品”的选择,在高积累政策下是必然的,这一点正如大北三郎所写,它的改革“为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平均主义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所获得的成功是平均分配贫困的成功,而不是平均分配财富方面的成功”。他还写道:“如果中国能在不损害这种平均主义社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中国的现代化》P326)这一点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间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改革时代主流经济学追随“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没有什么发展”,强烈抨击“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等等,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统计资料和社会经济的实际进步相一致,但是在政治上则具有相当理由:这一场快速工业化进程中间精英阶层牺牲了特权消费资格,平均分配贫穷首先是取消了奢侈消费。

    由于高积累政策意味着当前利益要为工业化多积累,降低了当前的可分配资源,这在政治上的一个后果就是要降低认同。同时也决定了管理者能够掌握的可分配资源很少,再加上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劳动者能够得到的有形收入就很少,并且收入增长的空间也很有限,这是已知的,那么,为了使得被管理者的生活能够过得去,在个人利益结构的设计上,就必须降低穷人的风险(因为他们缺乏积蓄无法应付意外)并降低他们的开支,由此就决定了在福利安排上的全面照顾,例如低价格的水电房租,接近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等等,个人利益结构是:有形收入少加上无形收入多。

    由于无形收入多不能作为管理手段来灵活运用,管理者就得面对“铁工资”和“铁福利”安排下的“铁饭碗”问题,由此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的定位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管理者可以运用的管理手段很少,被管理者的利益基本上不受管理者调节。一般而言,管理者总是希望打破“铁饭碗”,把被管理者的物质利益和就业保证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在被管理者中间除了佼佼者之外,则希望多一些保证,这实质上是被管理者相对于管理者有更高的政治地位,是一个权力分配有利于被管理者的安排。特别是在人均收入增长空间很少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减支给予穷人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增收的可能空间,因此解放后很多工人得到铁饭碗和铁福利之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给予他们一个很真切的“解放感觉”,在我作口述史访谈中间,许多老工人几乎千篇一律地提到“得了共产党的好”“得了毛主席的好”。在管理者失去了以利益给予和剥夺作为管理手段的同时,收获了被管理者更高程度的认同,这对于提高管理成效降低管理成本是一个改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得到的利益和保障被视为“当然”,作为认同基础的“解放感觉”与时俱退,管理者的投入要求相应增加,打破“铁饭碗”的诉求,在管理者中间会相应上升。强化管理手段的诉求和降低管理成本的需要,是后来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

    管理成本意味着在政策和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着“管理成本”的阻隔和过渡,决策者不能直接指望和设想一致的后果。在先前的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往往直接在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后果中间“划等号”,寻找直接的对应关系,不考虑管理过程和被管理者对政策的选择性影响,在研究视野里排斥了很多重要东西。有了管理成本概念和认同概念,就在决策和效果中间,就加上了各个管理层级和最底层的被管理者(工人农民)的维度。

    管理成本的存在,意味着管理方式和方法上具有“路径依赖”特点,在管理成本投入足够的情况下,难以指望一个更理性化的行政体系,换言之,管理合理化联系着一个适当水平的管理成本投入,包括管理方式方法改进和学习过程、干部的培训和运用。共产党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其主要部分是战争年代完成政治整合的,共享一个非常完整的“战争动员经验”,在管理手法上存在着“军事化”特点:管理强度高、目标性强、下级作用小,由此就存在着军事化管理模式对社会经济过程多样性方面的照顾和反应不够。早期的许多基层干部,往往从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间产生,不需要也没有条件进行管理经验和文化素质方面的考核。而大军南下时期许多军政大学招生,仅仅培养几个月,就去参加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这样低的管理投入水平和学习成本,与后来的管理僵化,要联系起来看,并非决策者的设想或者是否“极左”路线所能改变的。

    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相对顺利,和苏联相比,基本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动荡,美国的迈斯纳提出了“基层干部的政治热情和贫农的平均主义”因素的影响,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农民土地太少,只有合起来才能抵抗风险(《关于正确成立人民内部矛盾》),保证稳定的生产和生存条件,换言之,毛泽东认为农民为了降低风险对于集体化是有主动性的。

    特别是后来他要求在“合作社的领导层中间要建立起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这一要求的依据就是“贫农的平均主义”――合作化之后他们的利益明显增加,而反过来,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在合作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受损的,明显对合作化不那么感冒,合作社事业的发展,要依赖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者群体来实施政治领导和推进。鲁迅先生说:过去阔绰的人要复古,现在阔绰的人要保持现状,将来阔绰的人要革新,大抵如此。在政治上讲阶级,正是承认利益得失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认为合作化对中农无害,那主要是指合作社长期发展目标要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不是指当前利益而言的,由于这一部分人当前利益受损,对合作社事业不那么热心,所以不能依靠。后来毛泽东经常把反对合作化的人士,说成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其依据就是合作化过程中间的损益不同。在阶级和政治优势的话语中间,反应的其实是最底层劳动者在制度变迁中间的不同损益地位。由于损益不同,农民中间对合作化的态度,就有了积极分子和消极分子的分化。

    如果一项决策没有任何底层的认同,那么推广就要求实现全面的强制,这将意味着管理成本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同时管理成效却会急剧下降。苏联的合作化事业带来严重的社会振荡,特别是富农的反对极其突出,最终是采取“专政措施”才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人少地多,大多数人可以自力挣得一个富农地位,而中国人多地少、贫农在农村的比例最大,降低生产和生存风险是一个压倒性的考量(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把安全需要放在第二重要的位置上),集体化在一夜之间就可以给他们以“免费保险”,这是中国合作化得以顺利完成的原因。贫农对合作化的高度认同,降低了管理成本并提高了管理成效,贫农的多数在乡村舆论中间非常方便地压制了反对意见,政权就不必采取过多的强制措施。

    得到一份保险的农民,其消费行为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花钱变得有点大手大脚了,一九五七年费孝通回访江村,发现农民一改从前的节俭谨慎风格,费老先生归罪于当时不恰当的宣传,也许有这样的因素起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农民不再处在从前那种时刻可能坠入困顿的危险境地里,所以走出了从前那种紧张状态。

    四、 降低管理成本的安排

    公有制或者国有化经济过程,使得整个经济体现中间的利益关系极端简化,这是管理和协调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交易成本极端下降。对于管理者的要求也下降很多,降低了干部的学习成本。与此同时,在正式制度改变的同时,要求非正式制度的逐步确立,这主要是意识形态建设和人们利益结构的转换和实现方式的不同。

    认同水平上升,无疑使得管理目标得到更多的自觉,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新中国的宣传中间,反复强化宣称旧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事实,激励民众为了国家强大和集体安全而努力工作。把近代史的任务和共识,不断被宣传重申,以及后来宣传“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等等,这是对工业化目标中间隐含的安全目标的重申。在国家安全目标下来凝聚国民的共识,或者据此投入技术研究的巨资,在西方国家也颇为常见,战后美国的反苏宣传和麦卡锡运动,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就是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进攻美国人民”,实质是补救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破坏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共识,因为当时西方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根本怀疑,降低制度运作的成本,同时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突破,都是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目标下投入的成就。

    管理依托制度来进行,正式制度变迁相对迅速,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革命告一段落”了。但是非正式制度建设,则相对缓慢得多,相对受制于人们过去的生产生活经验,适应新制度有相当的困难,特别是新中国的公有制和工业化进程中间,要求解除传统农业时代的个人利益实现方式和控制权存在方式,与人们过去的市场生活经验和要求冲突是很严重的,这迫切需要软制度建设来帮助实现转型――塑造新人去适应公有化和工业化社会,特别是要放弃自己控制自身命运同时把自身的利益融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中间去实现。新中国早期的过分压抑个人欲望和需要的宣传,部分是为了纠正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积习的“矫枉过正”。

    非正式制度建设的目标,要在人们利益结构的实现方式变革的基础上,推广一个足以影响人们日常选择的制度性认识,这除了认识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涉及到一个严重的结构性的问题,控制权的集中必然带来利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意识,按照农民的经验认识就是“赊三不如现二”(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爷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控制权集中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肯定总是要自发产生出来,需要经常性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互动来加强信任感,需要通过大批判或者阶级斗争的话语去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来重申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降低被被管理者所担忧的“风险”,群众路线是一种要求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实现经常性互动的路径。泰勒也说科学管理是一场要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进行的思想革命。管理在其本质上,是要求就人们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相互支持关系。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划分,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如公有制和行政机关的设置,新中国很快就建设完成了;非正式制度涉及人们日常的选择趋向,更为基本和重要,是正式制度运作良好的背景条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要求不同,是毛泽东和实际部门领导人分歧的一个要点,毛泽东看重蕴藏在民众中间的认同因素,认定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有很好的基础和条件,而邓子恢等人认定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成本太高,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快速集体化持消极态度,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集体化,而是速度问题,背后是对于非正式制度建设的条件的看法不同。后来判定毛泽东是选择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极左”,也是认定民众对制度认同的因素无足轻重,或者把民众利益的扩张仅仅局限在有形收入的增减上,没有看到无形利益与制度认同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要求需要思想认识方面出现根本性转变,抓意识形态工作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一直很重视,要求一个动员型的教育和文艺服务方向来快速实现,这是管理结构投入的要点:低成本、影响面宽、同时不受高积累政策限制。实际上成果不彰,不仅没有完成相应的社会主义科学门类建设,而且也没有发展出非常好的文艺作品去影响人,刘再复和李泽厚说当时的小说空洞和符号化。靠知识精英的努力来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倒是与后来人们的判断一致,时间很长而且效果不彰。问题在于民众无形利益改善带来的高度认同,始终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此认定毛泽东的极左当然理由就比较充分了。

    五、 管理者的投入和风险

    在新中国的政治过程考察中间,对于管理成本的不同态度,可以解释决策者(通常是毛泽东)和管理层级(主要体现具体的执行者群体内部)之间的大多数分歧。

    管理成本的结构示意图:

     

     

     


    一般而言,可以把管理者合理地看作“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各个层级的管理者,会因此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减少管理事务、强化管理手段,减少丧失管理权位的风险。这是管理投入的“非技术方面”,是管理者存在与管理目标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管理投入的技术方面是指管理经验和文化素质方面,这是管理知识不足带来的要求。在总结建国以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的时候,一九八一年的六二七决议则强调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天然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这是“技术不足”论,杜润生起草解散人民公社的文件就强调“管理水平”不足问题。

    在新中国早期,技术性投入不足应该说是主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投入的不足就主要是非技术性的不足了。对管理成本不足的性质判断,是毛和刘邓分歧的关键:官僚精英群体在管理上的失误,到底是因为技术性不足是政治上不足?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后一判断,认为官僚精英群体最终走向了人民大众的反面,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走资派,这一认识后来被邓小平认定为“极左”。

    毛泽东偏向于强调“非技术方面”的不足,认为官僚精英群体产生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利益和立场,在一个功能性的意义上,毛泽东后来定义的“修正主义”,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官僚精英群体(管理者)顽固地追求管理低成本和低风险,因此管理者总是倾向于强化管理手段的作用,减少管理事务,在追求信息成本最小化的同时总是表行为“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拒绝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管理文化上喜欢宣传“驯服工具论”,在降低后续成本(主要体现为责任风险)上则喜欢通过“拉帮结派”建立保护网并因此体现出“宗派主义”情绪。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要共产党实行“开门整风”,针对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个整风运动中间,各种批评意见触犯了官僚精英群体共同利益诉求,受到官僚精英群体执行的“反右扩大化”的打击,扩大化是一个共同利益受“质疑”之后的共同立场选择的反击措施。换言之,被“扩大化”的右派,承担了监督官僚精英群体的成本和代价。

    除了管理投入的积累之外,管理成本还意味着官僚精英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群众路线是一种高成本的管理投入,要求干部与群众作更多的交流和思想工作。而强化管理手段则意味着可以在物质刺激和就业机会上,增加管理者的权力同时减少被管理者的权力,在此条件下可以用利益和失业去威慑被管理者,这样就存在着一个管理手段强化相联系的管理投入减少的路径。批判“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实质上指向一种高成本的管理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高积累政策导致当前分配数量的减少,这使得被管理者收入中间有形收入很少,而与低收入对应的福利安排则很多的个人利益结构,取消了把个人物质利益作为管理手段运用的可能,很低的有形收入仅仅对应着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很难进行剥夺,因此对于管理者而言,就取法在被管理者的个人工作绩效与当期收益挂钩上,建立起由管理者操控的对应关系,失去了最有效的管理手段。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同样的管理工作,并且要求管理者要自己通过努力工作,去获得被管理者的认同和信赖,换言之,管理者的合法性无法被理性规则赋予,更依赖于个人的魅力积累。

    一九七四年湖北省把英山县的一个大队树立为学大寨的样板,组织全省的基层干部参观,一个下放的大学生看到参观的长龙队伍,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政府有文件,报纸有很详细的报道,但是中国的微观管理还是控制在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体手里,等于文件报道都不起作用,硬是要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大体而言,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管理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并未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集中体现在经常以“树立典型”的方式来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一九六○年代中央政府层面宣传了“四大样板”――大庆、大寨、雷锋、焦裕禄,按照今天的眼光回溯过去,这四大样板中间,对于雷锋的宣传中间有很明显的“驯服工具论”色彩,部分体现了官僚精英群体的意愿,而大寨和焦裕禄的务实层面则肯定了“只有合作才能改善农田水利条件求生存”的意志,焦裕禄本人作为干部中间的典型,其工作方式否定了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存在方式,受到当地干部队伍的集体“拒绝”,文革期间兰考县和商丘地区的干部都是反焦裕禄的,还要去北京揪斗新华社的记者穆青和周原他们,他的副手张钦礼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十三年。大庆的价值在于中国工业化早期需要人们的积极工作意愿,特别是有组织的自觉努力过程。毛泽东时代管理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这一个方面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本不足,所以个人奋斗的成功空间很小,社会上多数人转而寻求一种集体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个人努力无效的情况下,集体利益的成长和长远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或者按照政治学分析的术语就是“在贫穷的国度里共同利益所占份额更大”,这是效用函数超出“个人算法”的社会基础,也是毛泽东总是把“一穷二白”看做“优势”的原因。这几个典型都体现了同一个经验――认同建设的成就主要来自于对长远利益的确信。

    在大寨大队修梯田的年月,由于个人短期劳动的超额投入不能增加当期收益,因此肯定是没有合理报酬的,因此当期劳动投入只能是成为长远利益在以后的系列年限里逐步取得收益,由此就产生了风险,如果个人无法确信自己能够从以后的递增收益中间取得合理的份额,个人将拒绝投入劳动。所以要在“个人效用函数”中间加入“长远利益”,就必须降低实现个人长远利益的风险,毛泽东时代是在政治上来解决的――就是依靠取消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来确保民众的长远利益,只要精英们不行使剩余索取权,那么所有的可分配利益增加都将与劳动者的今天努力正相关。按照陈永贵的总结就是要“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需要个人承担当期劳动的超额投入,而“两个大批”则是在政治上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把个人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风险取消;换言之,只要陈永贵不把大寨大队积累下来的资产搞“MBO”化公为私,那么大寨大队的社员都有足够的诱因去参加“修梯田增产”的高强度劳动,后续年份的增产肯定是可以增加他们的可分配收益,因此长远利益就在此条件下就当然地成为社员当前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在意识形态价值上,“两个大批”还能够提供一个粗略的意识形态,帮助增进对公有制经济的认同,降低经济组织的运行管理成本,“两个大批”比吴敬琏于光远等人教条化地照抄马列的陈词滥调,更能在大寨大队的认同建设中间起到实际作用。批判是对不容许少数人行使剩余索取权的一种变相的重申,降低个人的长远利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只要真正取消了官僚精英群体的剩余索取权,长远利益的实现就不存在风险。

    管理长期处在经验形态,往往难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这尤其体现在国家宏观层面的管理上。新中国第一代经济领导人都共同分享了一个深刻的“反通货膨胀经验”,他们在平抑物价的战役中间形成一个共识:为了物价稳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等到七十年代中晚期,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应该实时地进行政策调整。但是在保守的货币政策信念中间,在经济学和决策圈中间流行着一个非常荒谬的信条:只有具备了6-8块钱的物资才可以发行一块钱的货币。当时的周转次数是3.54次,根据费雪公式计算,有接近40%的物资流缺乏对应的货币流,由此引发一场人为的“通货紧缩”。后来1979-1982年的三年调整,又死抱着消极平衡理念,靠压缩投资去扩张消费,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根据生产的扩大给工人涨工资给农民涨价,无需压缩投资,当然压缩投资的做法基本上未能奏效,所谓的“保四争五”从来都是被突破,特别是胡耀邦的“有水快流”主张推开之后,这一轮扩张的错误在于以乡镇企业的低技术投资带动,在技术水准上远远低于当时国内的装备技术水平,压缩政策仅仅作用于大企业的先进技术扩张过程,这就是当时企业界所垢病的“捆起老虎放开猴”。在后来改革的起点上,严重过时的经验认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未能在理论对过去进行合适的总结,实际上也未能真正指出未来的正确方向,改革是不知道错误在哪里的前提下开始改的,最终只有一个线索:符合官僚精英群体意愿减少管理事务。

    与市场经济相比,政府统帅一切的做法,对于管理者而言有较大的弊端,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管理事务,还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因为犯错误的概率更高。同时,拉斯维尔早就发现:“价格制可以起到蒙蔽社会眼睛的作用,使人们看不到物资分配的责任在什么地方。这就减少了公共统治集团或者个人统治集团中某一官员,被人们视为共同不满目标的可能性。”“迟缓的、愚笨的或鲁莽的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时,都可以损害合法当局的威信。”政府和企业垄断全部资源分配,并采取直接管理手段,最终将导致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结合部上。苏东巨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垄断全部管理事务,由此所积累的民众不满和社会矛盾缺乏宣泄渠道,因此对立面可以方便地利用了这一社会不满情绪,实现了和平演变,这本身作为整体性的管理风险,在特定条件下被“兑现”的结果。

    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强化管理手段并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以及追求风险最小化,在“权力与金钱进行直接交易”前阶段,是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立场。这一点非常明确地体现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改革的制度变迁无不符合“强化管理手段”“弱化被管理者地位”“减少管理事务”“降低管理者的责任风险”,那个著名的许诺――“二十年不搞运动”,就是给官僚精英群体一个定心丸。反观从前,根据王明的总结是“毛泽东长期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作检讨”,还动不动发动群众起来监督、揭露乃至斗争干部,对于官僚精英群体而言,放在理性人的假设起点上,就很好理解干部中间确实存在着对“六二七决议”的一致性。

    六、 对管理者的监督难题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

    被管理者的认同程度,在一个整体背景下,对管理成本有着决定性影响。认同也往往表现为政权或者干部群体的威信高低。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对总体制度的认同,导致另外一个决定性的政治特点是:公众通常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对官僚精英群体的不满,相对零碎化并具有直接对象,很少产生全局性的利益竞争和博奕意识,由此选出人大代表常常无法代表多数人的意志,无法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有效监督。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体系中间,利益的分割和分化是明显的,利益和政治诉求的对应关系明确,也成为多数人政治自觉的起点。人大这样的投票机构不可能不陷入“橡皮图章”地位,因为在利益高度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才能更好地结合政治代表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希望以选举出来的代表去改善管理或者凝聚国家意志,缺乏利益分化的前提条件。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一盘棋”状态,使得单位或者个人作为利益主体,分化和区隔不是特别明显,在高积累政策下的短期消费抑制(或者过量劳动投入)往往使得一致性的政治意识,指向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政策,体现出一种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矛盾的认知。能够形成的代表性,不能体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程序监督的失效,主要是政治无意识带来的,这与社会的利益分化程度较低一致。

    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的特权在利益分配上得不到体现,由此受到比较大的抑制,国家的高积累政策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对应关系,就更明确,高积累政策获得多数人信任――取消强势群体对经济剩余的攫取,是建设认同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因为劳动成果的增加,如果不增加当前利益,就自然地意味着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增加,因为物质不灭。这一点,使得政权受到很高程度的认同,或者体现为干部威信很高。

    最有效的管理手段无法使用,导致一种强烈的替代手段寻求,通常表现为“杀鸡吓猴”的方式去威慑被管理者。因为要降低操作的成本和风险,干部通常选择“黑五类”等所谓的老“阶级斗争对象”作为批判对象,因为这一类人反抗干部、保护自己的意愿最弱,往往被挑选用来加强“管理者地位”。这种管理操作对个人造成的伤害,在干部威信高(认同高的表现)的时代(特别是全能政权下对“被特别挑选出来”的坏典型),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受批判是常严重的,也是不公正的。相对而言,“斗争黑五类”根本不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内容,而是主要与低风险地确立干部的威信有关,越是没有威信的干部,越是喜欢把斗争会作为管理手段运用。这是因为管理手段欠缺,助长干部滥用非经济的管理替代手段,作为被管理者又往往缺乏退出空间,因此受到的损害更形持久。民众的政治无意识和政权得到很高的政治认同,使得干部走极端的空间很大(因为高认同意味着更低的反抗和监督水平),压制群众的后果,也往往与干部威信成正比。

    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无论是何种社会经济制度,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提高,都同样地意味着控制权的集中化,多数人丧失对生产过程和成果的控制权。在自然经济时代,劳动者是直接控制生产过程和成果的,包产到户之后很多专家教授喜欢从“自主决定生产”的政治视角进行论证,是符合事实的,问题在于这样的逻辑是前工业时代的逻辑,但工业化时代无法贯彻到工业和城市中间来。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独特问题是民众的政治无意识,与资本主义共同的问题是工业化时代控制权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资本主义本来就承认精英阶层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所以多数人的有效监督,尚不是一个要害问题,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否定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同时却更难实现对精英阶层的有效制约,至少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路径,也就是孙中山说的“民权”问题,尚未出现很好的实现路径。

    让多数人参与的政治民主,实际上存在着“民主的上限”和“民主的下限”。民主的上限是民主参与权力的运作过程,这要求参与者具备适当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并能够得到足够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一个不足百人的小企业里,就很难达到,在一个广土众民的过度里,根本就不可能。而西方以选举为核心制度的程序民主,号称要给民众以“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些实际上都是要在“民主的上限”吸收民众参与权力运作,基本上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但是周期性的选举确实可以把每届政府合法化。而民主的下限是要民众参与监督预防权力的变质,这个要求群众监督干部,防止他们把权力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这一要求对参与者本身的投入要求低,但是由于存在力量对不对和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也仍然难以实施。力量不对称主要是精英阶层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格局无法改变,平民阶层难以突破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的障碍完成政治整合,凝聚意志和力量去制约和平衡精英阶层的优势力量。信息不对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管理和决策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行当,平民阶层多数作为生产者缺乏相应的管理技能和决策信息,难以对管理者做出反向管理。而监督需要反向的平衡力量作为依托,但是这样的力量无法通过各种程序或者制度产生出来,这就需要非常时期的群众运动模式,毛泽东曾经在一九五五年说过“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面不搞群众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

    由于决策信息、管理经验方面的限制,理性化或者制度化的监督,法律监督是典型的高成本方案。无法为群众所掌握。大民主和“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有罪推定”,假定干部自发为人民服务是无法实现的,权力必然腐败;二是群众难以承担制度化监督的高成本,要求他们参与监督,这一成本就必须转嫁给官僚精英群体承担,最终要求干部承担信息搜集和发布的成本;三是假定权力和利益是“公”的,这样群众的意志和意愿才具有表达的合理性,控制权不能搭配剩余索取权,群众只要产生了对干部的不满,就可以充分表达出来,而干部有义务解决或者解释群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对象非常清楚,功能性目的非常明确,属于在“民主下限”上的监督制度设计――降低成本以引入群众的参与,后来歪曲进行解释实际上是因为这样的理论强化了底层的权力,限制了精英阶层的特权,当然也因此提高了管理成本,成为精英阶层必须彻底否定的东西。

    在毛泽东看来,由于政治无意识和控制权集中的趋势难以更改,因此“林彪之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这是特定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任何程序或者制度解决方案,都无法产生有效的监督力量。必须在非程序性的造反和群众运动中间,去培养官僚精英群体之外的监督意志和平衡力量(造反派组织),把信息成本转嫁给精英阶层承担,让群众直接跨过信息成本的门槛(“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舆论监督由什么人来实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探索过由知识精英实施的“百花运动”模式,以及以文革为代表的系列群众大民主运动模式。中国的“反右扩大化”,实际上是官僚精英群体拒绝在知识精英的监督下工作,以强势地位去打击批评者实施“秋后算帐”的结果。苏联解体前的“公开性”运动,也是戈尔巴乔夫要求知识精英群体给官僚精英群体以批评压力和监督,结果苏联的知识精英按照其阶级本能说话,追求资本主义大跃进,恰巧适应了苏联“党国精英”的需要,结果导致苏联解体。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知识精英的批评舆论在强度上和方向上,都不适于给官僚精英群体施加适当的工作压力?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文革大民主运动的失败,体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以来的根本性问题:无组织的多数无法有效制约有组织的少数。因此,老子界说的“管理悖论”――每一种管理手段和控制权都将走向其反面――几千年来都无法突破。要解决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除非回到“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状态才有可能。欧美日诸国的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主要建基于物质财富分配上的矛盾相对缓和,而中国在资源的硬制约下将无法实现。一切管理和控制权走向反面的规律,迫切使得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寻求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否则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总是会加强精英阶层的权力,而平民阶层被排斥的程度更深,这样的社会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毛泽东晚年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所关注问题,曾经在文革期间“揭开盖子”给普通民众看到了,那些问题在今天更加严重了。

    原先人们曾经指望一个简易的人类解放道路,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就可以消除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去排斥多数人的制度了,异化劳动将结束,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极端接近自由王国的大门了。通过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文革及以后的历史演变过程,让人们看到,人类解放的道路极端曲折和漫长,仅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现平民阶层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有效制约,而这个被孙中山称为“民权”的历史性任务,由于受到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结构性限制,虽然经历过多个方面的曲折探索历程,但迄今为止,未能找到有效的制度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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