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中国进行技术自主创新的利益补偿和发展的空间限制

     

    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中断政权对资源的整合,没有出现苏东国家因资本整合能力不足而引发的经济崩溃。同时,中国转型时期恰与工业化发展后劲的释放阶段重合,许多长期短缺的产品供应量急剧上升。在这两种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显得很成功,或者说不那么失败。西方的主流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学术信誉,也倾向于把中国作为成功典范,升级到新的样板地位。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与西方的主流们相比,他们更偏执。西方的主流愿意承认苏东转型的失败,但是中国的主流们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西方主流承认苏东转型的失败,在理论上就对政府介入转型过程持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而中国的主流们完全站在“瓜分集团”的立场上,要求把所有的存量国企资产统统私有化。特别是,西方的非主流学者如沃勒斯坦等人,通过总结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过程经验,得出结论说外围国家不可能出现比较规范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伴随着各种“超经济强制”,这与毛泽东早年的预言完全一致。但是中国的主流们不仅拒绝接受苏东转型失败的教训,也拒绝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表现纳入考察范围,继续兜售“私有化和市场化包医百病”的偏执立场,向国人许诺“制度决定一切”,只要中国采取欧美日那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能够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宣扬这种变相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版本。这本质上也是他们无法放弃的遮羞布,舍此他们就无法要求平民阶层继续忍受“代价”,也不能说明今天的代价在未来有什么回报。这样的分析已经不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水平的支持了,为此他们越发需要把经济学理论空洞化和模型化,屏蔽掉资源、人口、国际分工影响等等重要视野,在坚守精英立场的同时逐步达到了丧失理智的高度,已有的经验教训和重要的现实问题,以及海内外理论界(无分左右翼)作出相应的理论总结,都在他们的刻意遮蔽之列。

     

    中国早期工业所必须“高强度剩余转移”阶段,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就已经接近完成,技术进步的重点应该逐步转移到“高强度人力资本投入”阶段。19792003年加权积累率,反而高达39%,这个高积累仅仅联系着海外垄断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需要:为了实现中国精英阶层更高水平的特权消费,中国需要为此长期支付海外垄断企业的高利润,这已经成为中国剩余转移和资源外流的结构性原因。就一般情形而言,工业化之后的高积累都是不再需要的,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们继续突出“效率话语”,实际上是要求大众为特权消费社会的需要,无限期地承担所谓的“改革成本”。

     

    “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质,除了施加种种限制之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一版,P10)

     

    在早期工业化的高积累阶段,作为后发国家,一些基干产业的兴起不仅确实需要集中的体制,而且也不存在通过市场联系供求双方的现实选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原来压缩消费去支持快速积累过程的政策就不再需要了,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者(被管理者)和消费者的需要,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有的高积累政策配套意识形态需要改变,企业的生产需要面对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种生产适应消费的作用机制,改变过度集中的管理机制。这一转型过程,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力量对比总是呈现出严重失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就越是高度集中于精英阶层,毛泽东晚年对此高度警觉并为此作出了孤注一掷的探索,仍然未能建立起对精英阶层有效的制约机制。精英阶层追求建设一个“特权消费社会”的趋向,就是俗称“拉美化”的过程,苏东国家转轨严重失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带来的,按照美国大卫·科兹教授的总结,苏联的“党国精英”的利益和意愿,实际上主导了苏联的解体和转型过程,所以他把苏联的崩溃和转向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

     

    中国的经济调整确实要求企业和产品,比以前更加灵敏地适应消费者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比以前更加面向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这与工业化早期集中精力完成工业化的基础目标,在需求方面仅仅满足于解决低层次的“有无”问题不同。这一过程要求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信号更加敏感,与传统企业满足于扩大生产和提升技术水平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个人作为生产者(被管理者)和消费者,都随着工业化的进步提出了更为不同的要求,这确实需要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来实现。但是改革的努力方向,被简单地误判为中国的技术积累不足和赶超西方消费品技术,这个错误的认识明显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意愿。精英们的特权消费意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霞消费水平提高到尽可能接近欧美日水平,最终是在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实施中间兑现的,目的是通过轻工业快速引进高档消费品生产技术。

     

    一九八七年,王建等人提出极端荒谬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声称要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重工业发展取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持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张新京主编《改革十年重要理论观点综述》学苑出版社19904月第一版,P271272

     

    “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和那个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样,最后都走向了反面。号称要增强企业活力的企业改革过程,最终是把国企都给改跨了,声称利用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来沟通农业和重工业联系的,最终是把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和海外的重工业联系上了,把自己的装备工业彻底报废了。为了把握中国国内资本的投入和服务方向,国家各个部门公布的强制性的产品技术标准,都是“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这等于强制新投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以满足精英阶层需要为目标。仅仅这样,尚不足以保证特权消费的最高水平,中国还必须维持与海外市场的紧密经济和技术联系,本来这样的经济联系是海外垄断企业的利害有关的链条,应该是欧美日担负“责任和义务”来维护这一切的,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特别强而且他们维护特权消费社会的意愿尤其强烈,结果反而看到在国际贸易争端中间是欧美国家以此来要挟中国政府,今天进出口贸易数量接近GDP80%,就是配合着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廉价外流的,不仅中国的工人农民失去了消费能力,而且企业也得不到适当的利润。这个所谓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斩断了中国农业和轻工业与重工业的物质联系,海外垄断企业却得到高额的垄断利润。本来引进技术应该与国内原有的技术创新部门结合,也就是和那些学习能力最强大的部门结合,应该是符合普通人常识的,而国际大循环理论的高妙之处在于引进技术有最没有学习能力的部门进行,这一点刘力群看得很清楚。特别是经过现实经验之后,也有人公开指正之后,还拒绝承认错误,就不能再认为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了。

     

    本来应由制造者的机电和使用者的轻工共同引进国外技术,原因是原轻工部门技术差距太大,吸收消化不易,时间拖长,成本又高。而且轻工多为专业厂,对技术需求狭窄,引进后扩张效果不大。而机电业与国际技术差距最小,在引进吸收使之国产化上,比轻工部门容易得多,若在军民兼营的综合大厂中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其扩张效果就要大得多。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引进技术,只由使用者直接买设备,这既拿不到技术,又出让了国内设备市场份额,而且设备维修、零部件补给还须依赖国外。最后,引进的技术设备对国内原材料和其他配套条件都不能完全适应,这也是引进技术并国产化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国以轻工为主的引进,却是由不懂制造技术的生产厂直接引进,且设备引进大大多于技术引进;技术水平低的轻工设备制造厂引进技术多于机电仪制造厂;多头引进万国牌,重复引进乱花钱,都买总成组装厂,谁也不管前序元器件、零部件、材料半成品的引进。50年代打基础时,我国总共借了20亿美元的外债就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现代化的重工和军工部门。80年代我国工业基础已大大加强,并拥有半工业化国家的机电仪制造业。可是我们仅为增产耐用消费品,就借了400亿美元的外债,这个投入产出比岂不令人吃惊吗?(刘力群《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兼论赶超战略》,引自三农中国网站)

    当然仅仅是一个王建,尚不足以误导一个国家的方向,问题在于这个政策虽然对国家和整个民族不利,但是对精英阶层却是很有利的,最终的政策后果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国内的高端消费提高到欧美日同等水平。与此相联系,为了维持与海外垄断企业的产品和技术联系,中国进入国际分工的末端并尽力保持一个经济上的循环关系,则是“特权消费社会”顺利运转所必须的。

     

    与王建等人所宣传的相反,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不仅没有提升中国的机械工业生产水平,反而促使了本土工业制备行业的彻底解体。197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装备工业体系,中国工业装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80%以上。1979年开始通过“社队企业十八条”,政策倾斜支持“落后淘汰技术”在农村社队企业的超小投资规模上的恶性扩张,后来的所谓“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这一产业政策扶持的成果;与此同时进行的所谓“调整整顿”,却竭力压缩国内相对高水平的技术的装备过程。结果这一个阶段实际装备的都是小工厂和应该淘汰的生产技术,其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更大。中国的精英阶层又反过来又攻击“几十年一贯制”,迫切希望迅速在消费水平上与西方接轨。到1995年进口设备比重从1985年的18.2%上升到47.1%,十年新投产的设备多数是进口的,国内装备工业在“国际大循环”的无原则引进政策主导下,几乎失去了全部国内市场份额,多数企业最终陷入破产。同时,1980年代中国市场上消费品升级换代过于迅速,产品寿命急剧缩短,许多工厂的新设备刚刚投入生产就过时了,按照韩德强的说法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也带来大量的生产资产报废。装备行业的萎缩和消费品生产行业的大量报废资产,实际上都是为快速建设“特权消费社会”而付出的沉没成本,这些投资或者成本,在特定的时间和政策空间里,不可能找到取得合理补偿的渠道,最终自发地发展为“国企垮台”和“银行呆帐”。这又遗留了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中国在工业技术装备上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工业的灵魂---装备工业全面垮台,产业结构上更加密集于轻加工工业;2)装备工业的垮台使中国失去了高素质人员就业机会和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成长空间;3)存量资产的报废对工人养老保障基础的严重破坏,有人估计今天社会保险账户亏空数字高达2.6万亿元。

     

    而作为出传统社会主义遗产的农村土地公有制,恰恰提供了劳动力低成本生命再生产的渠道,从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工能够忍受如此低的工资水平,而且中国的工潮在工作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还维持低水平的原因。今天,看起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残余制度安排,却成为中国顺利融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最优条件,李剑阁等人时不时就出来提醒说不要给农民工涨工资,说这是中国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即便是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不用考虑他们的福利,就像李剑阁先生那样把他们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维持与海外经济技术联系的工具,问题还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国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流出,和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严重困扰。换言之,维持中国作为全球分工链条末端的地位,在不考虑农民工的福利水平的前提下,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成本和代价太大,这也不是中国能够承受得起的。

     

    “目前我国93%的能源、80%的工业原料、70%的农业生产资料是以矿产品为原料而提供的。2001年,我国矿产品年产量达到45.65亿吨,其中原煤产量11.06亿吨、原油产量1.65亿吨,10种主要有色金属矿石开采量1.22亿吨,铁矿石开采量2.17亿吨,化工原料矿石开采量5000万吨,其他非金属矿和各类建材工业用岩、土、砂石开采量25亿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矿物原料,受我国矿产资源条件的制约和下游加工业自身效益提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矿产品的供需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已由“国内生产为主,进口为辅”向“立足国内,多方式多渠道利用国外资源”的方式转变。这样的供需方式弥补了我国石油、铜精矿、钾盐等紧缺资源的需求缺口,同时也为利用铁、锰等进口矿产品来提高和改善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保障作用。”“经过几十年开采,我国已发现和可以被利用的储量急剧减少,铁、铜主要矿产的消费量与储量增速比呈负增长,铁为-0.74%、铜为-0.5%.后备资源储量严重不足,已危及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目前全国面临资源枯竭的矿山有440座,有色金属66%的主力矿山进入中晚期,已关闭和即将关闭的矿山有83座,到2010年预计还要关闭355座,占矿山总数46%,产能消失近5000万吨,占总产量的35%;冶金矿山有46座面临资源枯竭,将丧失生产能力3600万吨;即使资源条件较好的煤炭,到2010年前弥补报废矿井产能的精查储量缺口也高达300亿吨。”(国家经贸委研究室提供《中国矿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报告》,2003-05-15

     

    中国消费水平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一致,而应该与中国的资源水平相一致,在工业化告一段落之后,技术应该更加广泛地帮助多数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这才是中国的现代化基础和目标所在。西方的富裕发达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寻求一个与资源水平相适应的适度发展战略,这意味着适度的生产技术和多数人参与生产过程,适度的消费水平,人不能降低为生产工具更不能把多数人排斥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

     

    中国技术创新目标,不可能象欧美日垄断企业那样来自企业的创新利润,这是后发国家的特性所决定的。换言之,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可能为自己带来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终结海外垄断资本的垄断地位,就是说企业不能指望“涨价”的利益,但是整个国家存在巨大的“降价”利益。

     

    关于技术创新的利益存在方式一个案例:在中国企业能够生产SDH光通信设备之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价格高的离谱,湖北省电信“东环”“西环”干线光通信工程中间,设备价格竟然高于2000多公里光缆的总价。在国内企业完成技术开发过程,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后,跨国公司的价格一下子下降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国内的技术创新者迅速失去了从市场回收投资的空间。但是国内的消费者却因为本国竞争者的加入,节省了巨额支出,体现在消费者身上的“外部性”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价格,就完全无法“内部化”给技术开发企业。所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再在技术开发上投入(这也是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所一贯主张的),这样一来,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就无人挑战,整个中国的消费者每年受垄断价格盘剥的数量,要多出技术开发投入的许多倍。这个外部性内部化的范围,实际上与国家的边界是重合的,但是与枯三国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的中国企业,却无法“内部化”这样的收益。为此,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需要以政府作为新技术投入的承担者,即便这样的技术并不需要真正市场化,而仅仅着眼于打破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也是非常值得的。绝大多数的民用产品技术,其创新利益的存在方式都是如此,国家在民用技术的开发上,需要因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市场对外开放的现实中间,开发新技术意味着缺乏投入早期的超额利润回报。但是,没有技术装备的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竞争力都将失去依托,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庞大的资源和剩余流出规模,是作为垄断利润流出的结果,新技术开发的主要利益空间,在于破坏海外垄断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迫使其降低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这样的利益存在方式,本质上无法在企业经营的渠道里实现。企业开发新技术,可以迫使垄断企业降价,但是企业得不到丝毫的回报,因此作为企业最合理的选择是拒绝进行技术开发投入。显然,这样的技术-利益回报方式,要求政府作为技术创新的投入者,最终的收益是中国的消费者和国民福利水平的上升,依据是压缩垄断企业的暴利空间以减少剩余流出。

     

    美国企业史家钱德勒认为好的企业要在生产设施、销售组织和管理结构上进行成功的“三重投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更象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以此而论,这个大企业在“管理结构”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引发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毛泽东时代,不足主要表现在管理实践上,决策圈子的许多次所谓“路线斗争”其实是由于缺乏理论带来认识上的不一致,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间则呈现出简单粗暴的特点;现在,这个不足突出地表现在简单地抄袭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妄断历史,结果使得新时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发生严重误判,更重要的可能是理论欠缺方便了“误导改革方向”的可能,特别是这种“误导”和强势群体的利益相互适应的时候,更妨碍了新认识的取得和推广,使得“误导”长期化或者结构化。中国的精英阶层缺乏对外竞争的意志,但是对于国内平民阶层则从不让步,李剑阁、樊纲等主流经济学家反复提醒不能给工人加工资,也不能给工人以福利和保障,在他们看来就是要把“剥夺工人”作为提高中国竞争力的唯一砝码。这个方面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当一个社会的市场竞争过于残酷,当企业的责任感过于淡漠,经济活动中便要出现一种向低成本竞争的方向。企业在低成本竞争中,首先压低的是劳动工资,当其他经济资源要素的成本无法再压低的时候,企业只能在最有弹性的劳动工资上进行压缩。这就导致中国社会永久地出现了一大批低收入的劳动大军。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领域叫做“向底部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法则最终导致的却是一个国家内产生了一批永久贫困的劳动阶级。在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劳动工资永远被压在低点,这一劳动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永远难以改变。这就是广东地区的打工者从80年代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五六百元工资收入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来谈一个大的宏观问题,那就是追求效率和效益至高无上的后果:大量的失业、待业劳动力出现了,这帮人现在城市里是几千万,全国加起来最少有一亿多人是待业状况,这些人没有消费能力,这个问题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中国有这多人没有消费能力,造成中国市场的低迷,这是效率至上导致的恶果。由于国内缺乏消费能力,导致中国的商品非常多地出口,中国的财富大量的廉价外流。这个宏观问题值得注意。”(仲大军:《效率至上和恶性竞争的后果是资源廉价外流》,《国民财富廉价的出口使中国在补贴世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

     

    最近二十多年来,现代化被界说为要在中国建设“特权消费社会”,而且露骨地坚持中国不需要自主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一政策主张,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最终都是适应海外垄断资本利益需要的。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都严重地受到利益集团的扭曲。从内外资企业税收并轨这一事情的不同表现上,可以看待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同。商务部和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所一致反对税收平等政策,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群体对于至关重要的切身利益却鸦雀无声。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乐于把自己打扮成民营资本的代言人,也一贯主张“国退民进”,但在这个悠关民族资本利益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站出来他们说话,倒是几个被主流所反对和排斥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为民族资本争取平等税收待遇说话。在建设“特权消费社会”方面,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海外垄断资本有着共同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服务于他们这个群体的。

     

    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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