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家庭的真实经济地位,不仅取决于"收入多少",还取决于"抗风险能力"和"开支多少"。今天划定的农村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少于668元,就算作是贫困。这个错误的贫困线,仅仅按照个人维持生命的最低衣服和食物需要,完全没有考虑后面两个更重要的方面。如果把无法支付学费和医疗费带来的经济困境,也计入贫困线设计,显然中国今天农村处在极度贫困中间的家庭数目,就要超过50%,整个现实就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

    今天的贫困线标准,仅仅考虑了劳动力的生存需要,没有考虑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和维持成本。就算按照右派或者主流的一贯逻辑,把人作为机器看待(人力资源),这个贫困线显然只考虑机器的燃油消耗,完全不考虑机器修理费用和折旧费用,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思路。

    从农民家庭的经济地位看,在收入、开支和风险三项因素中间,在开支和风险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和减少才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反过来,如果收入长期处于停滞状况,显然,风险和开支的变化,才真正体现农民的经济地位升降。从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看,仅仅只有1979-1984年这五年,农民的收入上升比较快,同时开支增加不多,因此也只有在这五年,用收入增加来衡量农民经济状况变化才是合理的。

    从1985年之后,农民就开始遭遇"卖粮难"问题,农产品价格和收入一路下降。同时,由于基层政权改革和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改革定位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剩余生产水平极低的农业,强加了一个成本极高的正规政权和市场化服务体系,由此产生了那种"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的怪事,在农民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的条件下,农民负担却急剧上升。由于农村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对抗程度急剧上升,超过了解放前恶霸地主和佃农的对立程度,已经有威胁政治稳定的危险,因此在选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就把基层政权的"高成本"简单地转嫁给上级财政负担,而对于农民负担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形成过程,则拒绝做出起码的反省。

    由于改革破坏农村的集体经济,原来以低成本提供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就失去了相应的依托,不得不市场化了。由此,农民就失去了从前的"低价格公共品服务"体系,开支一路高涨,直到今天高到普通农民根本无法应付的地步。这实际上是农民家庭经济地位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相比,单个农户更难应付耕畜死亡和主要劳动力病倒这样的风险,这些在家庭农业中间是一个很高概率的事件。农民不得不辗转丧失基本生产条件下的苦痛,与开支和负担上升相比,生产条件方面的风险发生的概率要低一些,但也是破坏农民家庭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把收入、负担、开支、风险等因素综合进行考虑,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不会低于50%,想想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贫困线的划定,除了考虑基本生存费用之外,还应该计入发展费用--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教育、医疗等)。因为忽视了后面更重要的因素,所以得到的印象就相当乐观甚至错误,认定中国这些年来在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上有很大的成绩,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大量减少,进而就失去了应有的科学视野。说到底,这个错误的贫困线忽视了农村人口非常重要的需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从而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所必备的"标志事实的性价值",反而不利于人们准确把握信息。

    如果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继续坚持农村的家庭化经营,在划定贫困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农民家庭经营的生产风险,以及市场化条件下所需要的高额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水平,这样一来,在人均年收入3000元以下的农民,实际上都无法应付教育费用,应付医疗费用的要求就更高。以此而论,城市的贫困率也不会低于三分之一。如果从这样的出发点去看问题,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剩下来的问题倒是比较简单,假如中国的人均资源水平无法支持人均高收入,显然就得在降低人们支出方面进行更多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想办法在成本价格基础上去给多数人提供基本的福利。那种把生命再生产成本排斥在考虑范围之外的狭隘视野,就算是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合适的,就更不能用于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了。错误的贫困线实际上是"非科学发展观"的典型体现。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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