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田主讲,8月2日下午)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的演变,它的实质是怎样的?
    如果中国要参与国际竞争的话,要害问题是什么?

    一、国家作为竞争实体的角色与强化过程

    国际竞争在早先是没有的,国家作为竞争实体在世界上出现,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资源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在西方扩张开始之前,也是极为稀少的事情。国家作为竞争实体存在和资源在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流动,都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欧洲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强化,都是服务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对外竞争目标,欧洲国家之间的民族疏离感产生或者民族主义的产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服务于这样一个竞争目的而人为造就的精神遗产。西方人都认为现代国际关系,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这个和约确立了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和框架。

    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对外的资本原始积累正是同时进行的,在资本原始积累加速进行中,国家作为竞争实体的地位、作为本国竞争力量的整合核心的地位被逐步强化。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能看到什么?由于全球的资源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共享性也是很有限的,那么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控制利用会遇到一个互为排斥与争夺的过程,而这个争夺过程是要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我们知道资源的加工和利用过程,要服从“能量守衡”和“物质不灭”这两个规律的制约。因此人们无论在个体还是在群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上,都要服从或者从属于这样一种物质资源竞争上这样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这种关系毛泽东把它称为“矛盾”,马克思把它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就是合作进行竞争的主要组织形态,这个竞争不仅在国家内部进行,也一样要越出国界,而帮助实现阶级的整合的就是政治权力的力量,政治权力在竞争组织整合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政治挂帅”。阶级分析法的坚实社会基础在于:竞争在“大同”已经崩溃、共产主义还未到来的人类社会中是无法超越的,而且社会现实中的竞争主要是组织起来进行的,这个组织的形态可以用阶级或者阶层来界定。

    在人类社会中,个人对个人的竞争是少见的,常见的是一群人对一群人的竞争,竞争主要不是在个人层面上而是通过组织起来进行的,主要的竞争组织形态表现为阶级和国家。竞争优势就体现在有组织的少数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组织程度高的能够战胜组织程序低的。在这个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一个国家通过政治管理所能够起到的整合作用,这个政治权力能够把国内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能够动员或者整合到什么程度,这样才决定形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外竞争力量。其实这个说的就是孙子在两千多年下过结论的“上下同欲者胜”,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做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源整合程度就高,就是不可战胜的,它如果用于对外扩张,用于对外竞争的话,它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体现的仍然是有组织的少数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国家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争取自身的整合程度超过对手,或者促使自身完成整合的同时,尽可能地瓦解和分化对手,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外交斗争或者竞争开展的形式。

    二、资源在国家之间流动规则的历史与演变趋势

    而国际竞争的目标从来都是一致的,就是服务于占有更大份额的资源,对技术上可利用的有限资源实施占有、利用和控制。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更多地占有资源,需要通过资源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流动来实现。从资源的占有和流动的规则和过程看,全球资源的分配和流动规则,在近代历史上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积累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旧殖民主义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新殖民主义阶段。

    这三者的替换过程,实际上伴随着三种不同的资源取得与取得规则的嬗变,在原始积累阶段资源取得无对等等价物的逆向流动,只有依托力量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进行欺诈和掠夺,原始积累阶段对应的技术条件是没有可以交换的产品也没有合格的消费者,这些都是需要制造出来的;在旧殖民主义阶段,利用的是机器工业的高效率和市场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记忆效应,撮取巨额剩余,同时由于合格的消费者依旧不够,为了保证这个剩余的实现,旧殖民主义阶段普遍伴随着武力征服和政治控制去排斥竞争者,包括殖民地内部的竞争者,如英国通过不对称关税去摧毁印度原来的纺织业;新殖民主义阶段的资源流动,是通过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来实现“价格配置资源”,资源“自然”地由低价格一方让度给高价格一方。每一次规则的演变,都实际上意味着全球资源流动在国家之间的分量的急剧上升,而不同的资源分配规则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国家的短处和长处,从而意味着实际的全球资源分配份额的变化。重大的利益变动基本上不可能是通过平稳过渡实现的,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和军事较量,这样的规则变换过程,也就当然地书写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与世界历史进程,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大国军事同盟的兴衰,包括中国的革命的发生与成功,都内在地与全球资源分配规则宏观变动的背景相关。

    从西方开始扩张的时代开始,全球资源分配规则的变化一直是国际关系一个核心内容,这个规则的变化过程,刚刚好可以验证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即:制度的调整或者演进过程,都是按照强者的愿望进行的。而且制度的变迁,往往意味着重大利益的分配异动,这样的变动过程经常伴随着全部智慧与力量的较量过程,只有反对者的力量被充分削弱失去了反抗力量之后,新制度才能够得到真正确立或者能够运行良好。英国最先进入机器工业领先的时代,因此最积极地要求废弃自己曾经最积极从事的原始积累行为;德国和美国都是后起的工业大国,竞争力是迅速超过老牌的殖民帝国,因此最积极地要求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的新殖民主义,这个时候英国和日本最留恋旧殖民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和强行过渡到新殖民主义,都意味着重大的利益分配份额变化,都是通过最极端的战争较量结果来解决的,最后是战败的一方接受战胜者确立的规则。

    1、  原始积累阶段

    我们知道在远古的时候,我国北方有一条“丝绸之路”,但是这样的贸易,是不可能有正常利润的,从中国贩卖一磅丝绸到罗马的话,它的价格要远远超过等重的黄金,而这个贸易进行过程中它有无穷无尽的风险,所以它在成本和风险上是非常大的,而合格的消费者却微乎其微,因此正常的贸易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收益的。这样一个丝绸之路,被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解释为一个商业行为,这是错误的,并不是正常商业行为,在更加重要的意义上,这样一个过程传播了文化和技术,例如佛教就是沿着这样一条线路流传到中国的,中国与西方许多技术和物种上的交流,也是在这一道路上实现的,这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在现代大工业建立起来之前,正常的远洋商业是不可能获得正常利润的,这样的商业能够获利完全是属于“天方夜谭”的范畴,只有这么一部阿拉伯童话记述了比较多的航海获利的故事。在现代的全球贸易和运输体系建立起来之前,正常的商业在风险和成本方面是不可承受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世界上营利的所谓“商业”就是海盗行为,要不就是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或者以奴隶贸易为中心的“三角贸易”。这样的贸易从十五六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晚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只有这些才是赢利的“贸易” ,这个原始积累过程,它有一个核心的标志就是没有对等等价物给你,是一种强制性交换。在原始积累盛行的年代里,典型的“贸易”常常是依托信息极度不对称和力量极度不对称来进行的,譬如说哥伦布在美洲,就用玻璃珠子跟人家换黄金,换钻石,换这些东西,这就是由于信息极度不对称的结果,使得欺诈可以进行;然后他拿着枪对着你的脑壳,要么你去死,要么你当奴隶,这是力量的不对称,最后可以实施侵夺,我们看到原始积累阶段,即使有的“贸易”也常常就是依托力量与信息极度不对称这两个因素。

    因为工业品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并不大的原因,再加上远距离运输的成本和风险极高,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唯一能够获利的“贸易”形式是: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和那种海盗的抢劫行为,再加上战争赔款的勒索。原始积累阶段就是这么一系列行为,帮助西方主要是英国完成了原始积累过程。但是这么一系列行为之所以能够进行,并不是西欧或者是英国有多么强大的实力,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地区或国家没有形成真正的意义上的整合和团结过程,所以在这个原始积累的进行过程中,并没有遭遇很大的风险和抵抗,本来在真实力量对比并不是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结果却使得英国这样一些把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低成本完成了。

    如果要给奴隶贸易人为地找一个句号的话,那就是就是1861年,美国在古巴海地废除奴隶制数十年之后也跟着废除了奴隶制,在此前后,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也立法反对奴隶贸易。在亚洲的中国,由于鸦片的丰厚利润,使得中国内地如云贵川等地也开始大量种植,结果出现竞争性的价格下降使得印度鸦片无利可图,这样鸦片贸易也慢慢地从西方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淡出了。主要是由于机器工业在效率方面的巨大进步,西方国家找到了更为方便而且干净的贸易获利方式,从这开始原始积累手段慢慢地让位于旧殖民主义规则。

    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在内部矛盾基本没有激化的条件下,却在特定地区维持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像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这样的城市,就完全是依靠奴隶贸易繁荣起来的;而英国的冶金,造船,酿酒,纺织这样一系列产业的长期存在,也是以原始积累过程中搭配的正当对外贸易为基础的;在英国内部因此造就了一大批稳定的高消费群体,以及为这个群体服务发展起来的高档产品工业;在这样的内外部市场容量支持下,才有了长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那么在这个工场手工业里面,分工的深化,加上长期的经验积累,使得工具的改进成为可能,早期的重要发明通常都是有丰富现场操作经验的“能工巧匠”完成的,从工作母机的改进一直到蒸汽机时代的改进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是长期的分工协作带来了经验积累,是经验的积累导致了工作母机和动力机械的改进,机械的进步带来了认识和科学上的突破。原始积累的后果是维持了产业的长期发展,是产业的长期存在带来了工业革命和后来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只能是原始积累的后果,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就无法在内部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英国在对外扩张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完成了,带来的是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后来的繁荣。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制度或者文化万能的结果,更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喜剧上演,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集中到局部地区之后,在不缺乏起码上进心的人群中,所出现的经验积累和认识进步的通常过程。

    从这个分析我们看到,原始成本的积累过程完成及其后果---工业革命的完成,为新的资源分配规则实施准备了技术基础,反过来使得原始积累手段成为不必要,与原始积累阶段相比,旧殖民主义的等价或者是低价产品(与手工作业的产品相比)与原材料的交换过程,更加文明也更加少地受到积极的反抗和抵制,结果在“贸易”风险和成本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却更好地实现了资源在国家之间的流动,这个流动的资源规模要远远大于原始积累时期。十九世纪以后,英国开始了废除奴隶贸易,也终止了海盗行为,鸦片贸易的数量也逐步减少了,英国开始着力向世界推销了自由贸易理念,在这个文明的理念背后,向全世界推销它的机制产品了,这个过程的效果非常好,马克思说这样的“低价产品”足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2、  旧殖民主义阶段

    在旧殖民阶段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价格的差异来实现资源流动,从前人们管这个差异叫剪刀差。例如一个女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能够织成两匹布,用掉十斤棉花,然后她出售这两匹布,这两匹布的市场价格必须要满足她本人糊口和养育小孩的需要,还要足以补偿10斤棉花的价值。换言之就是价格要包含工钱和棉花的成本,这么一个工钱需要达到养家糊口的需要,即便是熟练的织工跟机械效率相比,其效率也是相当低下的,大概就是相当于机械效率的几十分之一,机织产品以相对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实现,它仍是可以实现相当高的利润,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用市场上的“价格记忆效应”。这个价格记忆效应就是旧殖民主义时代资源流动的秘密,这个时代整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居多,市场容量有限,要让大工业尽可能得到发展,光靠市场竞争手段是不够的,需要伴之以武力,具体就是表现为旧殖民时代的势力范围划分,它实质上就是通过政治和军事力量,在特定范围内保证排除其他竞争者,来促使产品顺利实现的过程。此外,英国还曾经在印度实施非对称关税,通过高关税限制印度的纺织品进入英国市场,同时用低关税促进英国纺织品输入印度,结果印度原来有15万纺织工人的纺织中心达卡遭到毁灭式的打击,一个殖民者记述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平原都漂白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世界历史还见证了多次世界性的大战,本质上就是是谁有优先权来排斥其他竞争者实现自己的产品,战争追求的结果就是在特定市场上主要是控制和排斥,而不是靠市场竞争上品牌、价格或者质量优势来帮助产品实现,而主要是靠以武力驱逐或者压制竞争者出现。

    旧殖民主义时代的重大问题,是谁拥有在特定地区优先实现自己产品的权利,因此势力范围的划分是空前重要的问题。全球市场总归是有限的,在划分完毕之后,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就感到有很大的束缚,主要是后发展起来的德国和美国,他们对旧殖民主义都是非常不满的。相比较而言,美国具有更大的国内原材料来源和市场空间,在美洲也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方便自己实现产品;而德国感到旧的势力范围对自身的束缚最无法忍受,就是说对旧殖民主义最具有革命要求的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最积极的策动者之一,都是因为它自己的市场空间需要无法得到解决,最终需要突破英国和法国的通过早先划分独占区域这样一个分配规则,要求英国在各殖民地实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从这个追求和利益规则变换规则上看,德国的朋友应该是美国。但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采取一个不合作的态度,从开始到最后它都是完弄“孤立主义”的政策,孤立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去孤立德国,而是要不破坏对垒各方的力量平衡,使得各方敢于走向战争。如果从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加入的阵营看,这个“孤立主义”实际上是要孤立英法,支持德国的战争政策,不仅是因为美国和德国一样都要求改变旧殖民主义规则,按照工业竞争能力依照市场竞争的规则来决定全球资源分配中谁占有更大的份额。

    如果有美国和德国的鼎力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外交手段和政治谈判,倒是有可能迫使英法让步,美国的不合作,实际上是堵死了谈判和外交解决的通道。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做法,中国人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使用《三国演义》里面提到的“驱虎吞狼”之计,就是要德国的要求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解决,逼着它走向与英法动武实现共同毁灭。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七月危机”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总统特使豪斯的欧洲各国首都之行有很好的表演,向德国表示同情也向英法表示关切,实际上是惟恐大战打不起来。没有一次空前规模的战争,竞争者的实力无法被真正消灭,新殖民主义的实施效果就达不到美国的要求,因为新殖民主义不仅需要一个新规则,还需要尽可能少和尽可能弱的竞争者,美国甚至比德国更需要一场欧洲相互毁灭的战争,即使仅仅为了新殖民主义的效果;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着手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0年代通过扶持德国的道斯威计划,和英国一起去扯法国的后退并纵容希特勒,在战争的早期美国通过孤立主义法案去鼓励希特勒德国,在亚洲则通过物资贸易来扶持日本的战争机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如果用这个对资源分配规则的诉求看,德国是想用武力打破旧殖民主义势力范围的限制,而日本正好是需要用武力来排斥新殖民主义,通过建立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从亚洲排斥竞争者,恢复和建立旧殖民主义秩序。在亚洲和欧洲日本和德国的诉求和立场是完全相反的,在欧洲希特勒德国与美国的要求一致,但是美国并不事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支持它;在亚洲日本与美国的诉求相反,美国却反过来在物资供应支持日本的战争机器,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终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是一次美国格外需要的战争,德国帮助美国把英法这样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打跨,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使得美国的出口增加,国民党政权被充分削弱的结果是1946年签署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格外友好。战争在欧亚两洲对美国来说都是“吉无不利”,就是说所有国家的相互打杀,都符合美国新殖民主义的需要,各国在战争相互催毁的越厉害,那么美国的利益就越是得到加强,美国就更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减少竞争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殖民主义跟旧殖民主义这样一个转折点,如果美没有英法日等国的充分削弱,新殖民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扎根。

    3、  新殖民主义阶段

    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半殖民地”条件下发展完善起来的,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落实,就直接由原始积累时代跳跃到新殖民主义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充分考虑了中国平民与精英阶层的两方面意见的结果。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所暴露出来的民众反抗情绪和力量,让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看到了直接控制中国的的成本与风险,同时辛丑条约的签署和“庚子大赔款”的巨大数额,也使得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国满清政权的搜刮能力,考虑到直接控制的风险和间接控制的利益,西方帝国主义者觉得帮助维持这样一个政权最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最优化。在这样一个双向选择过程中,中国的精英阶层的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至今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里仍然具有上好的表现,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其中与晚清时期有许多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中国精英阶层也许会感到得意,毕竟是他们的表现良好,才使得人类历史发生了飞跃,“庚子大赔款”的勒索是典型的原始积累手段运用,而保持满清政权的完整性,却已经过度到了新殖民主义的核心标志,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精英集团的空前配合,使得西方国家看到了新殖民主义的曙光,从而使得国际资源转移步入更加“文明”的门槛。

    1921-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公约》是新殖民主义第一个经典文献,这个文献宣称要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新殖民主义规则---就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在中国流出的资源中通过何种规则决定、由谁来占大头。在这样的市场竞争规则下,当然是具有更多有实力的垄断大企业的美国能够占据更大的份额,而日本在五大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竞争力最差,因此这样一个规则是不能满足日本胃口的。不管是什么人在中国流出资源中占据大头,但是对于中国自身而言,结果是一样的---由于先发达国家的工业力量的限制,中国自身是难以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而有限的资源严重外流,实际上意味着中国自身的工商业无法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将是一个长不大的资产阶级;资本积累无法顺利进行,就意味着资本积累必定要在依附性轨道上进行,要么依附国际垄断资本,要么依附国家政治权力,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呈现买办化和官僚化特征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国处在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之中,又在国内继续走精英主义道路,在剩余的有限资源分配上刻意把少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那么这个少数人的数量不仅是非常非常小,同时必定与多数人的对立又将是十分严重的,这样的对立往往就意味着与多数人生存权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去看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就非常清楚了,代表这少数人利益的任何政权都是不可能稳固的。毛泽东说“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正是中国任何对外屈从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对内向上层权贵集团倾斜的政权所无法避免的尴尬---政权的基础十分狭窄以至于无法达到维持政权基本稳定的地步,这个时候社会革命随时可能发生,也必然要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铁定的结局---因为这样的选择必然无法兼容中国多数人的生存利益,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更好的运气,无法是满清王朝还是蒋政权。或者说与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相比,近代中国不可能置身在国际体系之外,如果作为殖民地身份加入国际体系,由于资源严重流出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过程会空前加快,革命周期会空前缩短,社会稳定的维系会更加困难,这是中国近代史血写的精神遗产,蒋政权作为一个新起的政权,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垮台,既不是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承接了晚清的社会矛盾,而是有自身的原因---如果不能正确在国际体系中定位,就无法避免内部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的事实。

    在这个从原始积累到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三个阶段,我们看到的资源流动的规模和数量是越来越大,中国因此所流出的资源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规则在中国受到的有效反抗和抵制的风险却是逐步缩小的,本国精英阶层追捧相应的殖民程序的热情是越来越高的。如果说晚清政权签署割地赔款条约的时候,还怀有“不得已而为之”心态的话;那么在华盛顿公约的议订过程中,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等人,则是非常积极和主动地去争取要在中国实施“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新殖民主义规则的。就是陈独秀这样的人,对体现新殖民主义设计的威尔逊“十四点”,也是表现出极大的欢迎的(1919年)。从这样一个意义上看,中国人民的反帝任务完成,远远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军事上战胜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整个社会科学上和人民的思想领域里,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要人们能够清醒认识到谁能代表和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如何表述中华民族的利益,用英美的强者创造的表述方式能否向下兼容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表述,这些核心问题确实需要中国人进行深入的思索,这样的问题也远远不是什么过时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不仅是新问题,而且还是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看,新殖民主义的危险主要在我们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所以从1950年毛泽东就反复说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要在技术革命之外完成文化革命,帮助人们从西方各种有利于自身的竞争方略界说中彻底摆脱出来。

    无论中国是在旧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去就位,中国有限的资源越是流出,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中,可供国内分配的资源就越少,如果在国内再实行优先少数人的分配规则,最后的结果必定是要在现实上去支持和组建反政府的革命政党,而且这样的政权还必定要不停地把各个阶层各色人等逐步驱赶到革命阵营里去,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毛泽东就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前途,也在这个同时看到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可依靠,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说民主革命也必须由社会的下层来掌握领导权,革命依靠谁,而什么人只能是被联合的对象,实质上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精英阶层是不是必须从政治领导地位上退出?在毛泽东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中国精英阶层在中国平民革命过程中的主动选择,今天如果说这样一个结论需要被颠倒的话,精英阶层的自身取向是否已经调整到位,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检讨的。

    4、  美国开始嫌弃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全球资源分配规则的存在,今天已经受到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从美国直到今天的追求和行动看,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在对外战略上“单边主义”的迅速兴起,更频繁地使用军事力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在军事行动上也开始打破了战后美国拼凑并确立的军事同盟和集体行动逻辑。从打伊拉克这个事来看,美国是希望把它在军事地位的超强地位,强行加入到新殖民主义的资源分配规则中去,要求在全球资源分配规则里面把它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分配上必须考虑的筹码,这实际上是向旧新殖民主义回归。看来美国人认为新殖民主义通过市场竞争来分配全球资源的规则,已经难以使美国获得自身满意的“国家利益”,虽然新殖民主义是美国费了很大的劲并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建立起来的,曾经是美国实现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独占鳌头的希望所在,由于全球市场竞争形势的变化,美国现在要带头来反对或者修正这样一个分配规则了,不变的因素是美国要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要求全球资源分配与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相称,在经济竞争对美国有利的时候美国竭力追求新殖民主义,在竞争地位受到削弱和军事力量最突出的时候,美国要求加入力量筹码。

    在新殖民主义市场竞争规则进行资源分配的实际流程中,资源流动依赖垄断价格实现来进行。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资源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由穷人流向富人。对发展中国家依靠产业分工来实现,发达国家的产业定位是有垄断利润的朝阳产业---这样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往往包含更少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在市场上以垄断高价实现;发展中国家生产夕阳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低价格实现,同时包含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产品的不同性质和价格配置资源的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流出,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富裕以贫困为条件。”这样就把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维持他们的高消费,资源集中的背后是有效的排斥;对穷人的排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力标准来进行的,由于穷人缺乏必要的购买力,就被排斥在特定消费门槛之外,这一部分资源就永远要根据购买力要求留给富人了。

    今天美国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实际上是对购买力排斥感到不满意,需要使用直接消灭消费者本身来进行资源集中。同时由于美国竞争力方面的衰替,或者竞争跟进迅速,特别是欧洲在欧盟的旗帜下实现了在利用新殖民主义规则的整合过程,使得美国感到新殖民主义市场竞争规则不那么趁手,有改变之必要。而技术进步特别是智能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美国人认为剥削穷人不再是维持富裕所必须。这些因素都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外交思维演变的过程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到。

    三、两大冷战阵营的解体与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

    西方国家在战后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表面上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同盟,选称其目的是在欧洲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崩溃防止欧洲被共产主义赤化。这样的危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欧洲国家的内部,第二此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得欧洲的精英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发生整体性的反省和向左转,本来在战争初期,美国设想把欧洲、日本都边缘化,使自己在新殖民主义中独得大头,后来看到的情况是欧洲、日本都有赤化(共产主义化)的危险,这个才使得美国彻底清醒下来,开始着手实施那个著名的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马歇尔计划,实际上就是通过美国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重工业生产能力,来帮助装备和扶持欧洲和日本实现经济和民生市场的恢复,马歇尔计划目的是要帮助各国的资本家,要求这个恢复是在资本的主导下来完成,从而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不受各国群众的唾弃。在各国内部扶持资本的力量,并通过宣布苏联是敌人的方式来在政治上打击国内的怀疑势力,实现思想统合,这是在经济和文化上进行的冷战,或者说是本原意义上的冷战,目的是在西方各国内部消弭反对资本的力量。

    1、中苏分裂

    在战后的环境里面,被表述为冷战,而在中国的周边不是冷战而是热战,表现为美国用武力来捍卫新殖民主义,这代表对冷战对内和对新殖民主义对外的不同,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两大支柱,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并发动的。中苏分裂的契机就在于赫鲁晓夫拒绝接受和承认新殖民主义的危险性,压制中国为捍卫国际利益而进行的战略安排。

    战后国际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沿袭美国的战争诉求―――确立新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维持和扩大新殖民主义的作用范围,保证美国通过新殖民主义规则在全球自由分配上占据大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体现的就是后一诉求,这是战后美国进行的两次仅次于世界大战参战规模的局部战争,这两场战争实际上是尝试使用武力保卫新殖民主义的范围。西方国家的“反苏浪潮”是主要是着眼解决西方国家内部的思想整合问题―――“攘外是为了安内”,这是为什么冷战体现着“冷”的原因;而在中国周边进行战争则是为了捍卫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利益,苏联因此觉得美国不是那么危险,中国看到的帝国主义却张牙舞爪的,这是战后中苏两国对于国际关系所具有完全不同感受的基础。在随后如何与美国相处的战略问题是,中苏具有更深的分歧,按照毛泽东的思考,在军事上要采取守势,但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采取攻势;而赫鲁晓夫则反过来,在军事上采取盲目跟随美国的军备竞赛,在文化上却采取守势―――鼓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在本质上是思想是缺乏竞争意识和战略意志的表现,刚刚好这一点也被美国人充分把握到了,所以在一切对苏联的重大外交与军事行动中,美国都采取决不退让的政策,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间谍飞机事件,本质上是看透了赫鲁晓夫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

    由于中苏在国际关系上的感受和战略取向的根本分歧,再加上再国内政治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终于导致了中苏分裂。按照1963年-1964年中苏论战的内容中苏分歧,集中批驳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的“三和”和在国内问题“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个分歧也实质上涉及到在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相处中,采用什么样的竞争方略问题,毛泽东认为自身需要有坚定的战略竞争意志,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采取攻势战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则要采取防守反击战略;决不简单地在行动上奉陪常规军备竞赛,而在思想上却企求妥协,这是赫鲁晓夫的致命失误。

    2、西方国家的分裂―――三个世界的产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表面上把欧洲当成一个重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斗争,那么这个政治斗争给苏联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危险,那么它在中国的周边进行的一场斗争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斗争给中国的感想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的争执就非常激烈,但大家还是共同同盟关系,是兄弟国家,大家还是发表了一个共同的声明,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就全部的暴露出来了,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美国一边是打一边是拉的过程中导至了中苏对这个国际环境的感受认知的不同,加剧了中苏分裂的提前到来,从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两间战争就是中国能够感受到的帝国主义。

    在战后完成马歇尔计划之后,实际上就有了美国和欧洲日本之间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分工,以美国在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帮助欧洲和日本完成民生产业复苏,在国际分工上要保证的是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货物由美国来提供。今天是所谓的高科技对普通产品具有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二战以后是重化工业对普通民生工业产品有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重化工业产品生产投资很大,投资期限很长,这是美国之外的国家难以迅速完成的。在战争期间他们战前的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在战争中都被催毁了。就这样美国还可以指望重化工业产品和日用品的生产分工,通过单独撮取超额利润来维持自己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获得独占大头的地位。

    美国的好梦被它自己发动的两场亚洲局部战争葬送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国内的大部分重工业力量,转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把这个行业的大量人力物力用来满足战争的需要,科研方向整个的受到这两场战争的牵引。等到70年代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国际市场上到处都是资本货物,到处都是跟自己竞争的产品,自己重化工业产品既失去了超额利润,还失去了相应的市场份额。美国再也无法通过原来设想的分工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份额了。就说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把大量的竞争力量放在战争上面,结果使得欧洲和日本的竞争者趁着缝隙成长起来了,超额利润和垄断地位的丧失,结果美国的对外贸易陷入不可逆转的赤字处境。美国和欧洲、日本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竞争性越来越大,由于这样一个结果是美国绝对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就使得欧洲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差距越来越大,双方从贸易战到金融战逐步升级,由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激化,结果导致政治上的分化。关键原因在于整个的分工体系没有了,产业结构的雷同使得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

    在这里面经济矛盾渐渐的激化,形成了政治的分化,首先是法国在六十年代开始公然跟美国翻脸,跟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近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大量欧洲国家与美国在政治上疏远的过程,原来的军事和政治同盟实际上分裂了,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说的,70年代的世界是变成了三个世界,这个第二世界就是从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和军事同盟里分化出来的。这个分化过程应该说是亚洲人民流血流汗的斗争过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看,也就是1971年,尼克松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实力多么强,而是美国发现与中国为敌的成本太高,他再也不愿意花成本、冒风险来为中国为敌了。这个成本主要还不是体现在中国人消灭了多少、打败了多少侵略军,而是战争使得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来指望的全球资源分配份额。这应该说是美国事后悔悟的结果。

    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一个独立自强的地位,要彻底打消帝国主义老是像贼一样惦记着要在中国捞一把的心理,这在逻辑上才是中国革命的结束,也是中国近代反帝任务的最后完成。在这个时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欧洲与中国关系的缓和,这是必然的,中国的和平国际环境和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之后才得到改善的,也在是这样过程中由于中国的鼎力支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发生经济矛盾和政治分化,结果两个世界变成了三个世界。然后就是毛泽东去世,从前的外交和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再后来就是我国的政治、军事战略发生了大规模的改变,这个改变的结果决定了中国今天的外交和安全处境。

    四、中国外交困境的产生与解脱方式

    1、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已经成为欧美日着力维护的既得利益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开始对外开放,开放的战略定位是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国家经委副研究员王建等人提出了使他名噪一时的“国际大循环”理论,说中国要发展产品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然后用外汇购买西方的先进技术来装备我们的重工业,然后通过重工业技术的升级来装备我们国民的各个部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的整体的竞争能力。这样的设想里面,就有决定性的缺陷:用轻工产品创汇去装备重工业,这实际上要求把轻工业部门和沿海地区实现的经济利益,向重工业和内地工业基地转移。刚刚好改革后,我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下降了,我们的市场变动结果,恰恰导致了轻重工业之间经济上的循环断裂了。因为在实际中无法完成这样的重大利益转移,这个在战略实施的后果就是中国产业迅速发生边缘化,边缘化的后果是装备工业的衰败,原来分配给重工业部门的资源,实际上经过压缩调整结构反而转移到轻工业部门,结果形成加工型产业的独自膨胀,这是中国产业边缘化的第一重表现。

    边缘化还有加外一重含义就是工业的净增加值率急剧下滑,使得中国工业企业连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发生困难。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三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企业无法完成正常的资本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正常积累过程的企业如果作为竞争实体,很显然其竞争力是无法提高的;第二是企业对国家的财政贡献不足;第三是对工人不做维持最低生命再生产的工资给付。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的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扩大了原来就有的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扩大了价格配置资源的流量,极大地有利于第一世界,不利于第三世界。结果是中国用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击败了我们的朋友,帮助了我们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这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困境的产生根源。

    结果在中国错误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膨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代曾经开始出现严重分化的欧美日,又重新找到了共同利益―――是日益扩大的垄断价格同盟的共同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折椅既得利益地位,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愿望要联合对中国施加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压力,希望中国继续目前的错误发展战略,由中国来保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性低价格,维持甚至是扩大价格配置资源的效应,确保大量资源继续沿着当前的国际市场价格差距源源不断地从第三世界流向发达国家。这是全球资源分配有利于欧美日的一个最重要事实,因为中国当前这样一个政策实际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欧美日对中国继续维持这一战略并没有信心,因此他们就越发感到需要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不偏离这一政策。

    伦敦战略研究所已经死了的所长西格尔,写了一篇文章《要把中国当回事吗?》(英文是DO CHINA  MATTER)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这篇文章说,中国过去150年来一直是拒绝融入国际体系的。在这位先生看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诚意和蒋介石的热诚都是虚情假意,从顾维钧到时殷宏们的努力言说都是废话,在这位先生看来都是一钱不值的,只有义和团和毛泽东才是代表中国真实立场的,他们看起来只相信“只有捍卫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那样一种政策是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中国精英阶层一百年来的诚意和言说,所追求的在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里面就位的政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作为资源流出地区,都是违反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世界市场压低第三世界的出口产品价格和实际的资源分配地位,这本身不利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无论中国政府表示出多么大的诚意,都不可能得到西方的信任。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继续在这一轨道上运行,中国在外交上就要继续承担欧美日的长期不信任和联合压力;这一战略的执行,实际上是继续疏远和损害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和全球资源分配地位,结果也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争取到真正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庞大资源流出国境为条件实现的,降低了国内实际可供分配的资源数量,不利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内部矛盾的缓和,中国因此难以实现真正的内部整合,这也一定要反过来招致外患或者外侮。

    2、弱国如何进行外交

    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中国的外交处境,就会发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中,美国与它们的双边关系都要好于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美国宣布中国是“头号战略敌人”或者“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几乎没有操作空间。而且原来在七十年代已经分化成了三个世界的态势,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不到第二世界,也看不到自觉的第三世界了。这个过程,正好是中国促使欧美日完成整合过程,同时中国以经济上的恶性竞争分化了第三世界。要解决中国今天的外交困境,要回首看从前,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人农民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的被破坏,他们自然地想起了毛泽东;中国今天外交困境和国际地位的恶化,也油然而生对毛泽东的怀念。从这条路走下去没有前途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确认,而回头看去,就发现是毛泽东一个人站在正确的地方,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毛泽东热,这也可以解释我们国家今天的内忧外患。

    中国要解脱今天的外交困境,就要按照中国国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向,去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盲目的外向型和国际大循环战略,在经过事实的教育之后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坚决的调整。我国在外交上首先面临的是“头痛要医脚”,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在一开始就在经济发展上走错了路,走错了路就要进行经济战略性调整,通过人民币强制升值来强制性进行国内的产业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把我们的重工业特别是装备工业重新发展和装备起来,庞大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进行有意识的压缩,让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的留在国内改善我们国民福利。切实执行劳动保护政策,让我们的打工仔在城市能够挣到养家糊口的钱,提高我们整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让我们的财政能够得到足够的支付能力,改善政府就是乱收费的形象;也使我们的资本家以及其它的民族企业能够具有足够的资本积累空间。这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内部实现更高程度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今天在国内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的严重分化现象。按照孙子的说法是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我们要优先完成内部整合,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政治服务方向,等待美国的困境继续发展和西方的分化的加深。美国越是复兴旧殖民主义规则,就越要引起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如果美国把旧殖民主义把戏玩到底,我们就肯定可以看到欧洲和美国进入常规军备竞赛过程。

    终止中国产业为了外向型目标,必须把“生产者剩余”转让给西方消费者的边缘化现象。这样中国实际上意味着要让出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给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个过程也一定会促使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价格适当上升,改善第三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的劣势地位。在这一程度上,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竞争程度降低,双边关系能够得到相当程序的改善,同时中国减少资源流出,我们国家在内部整合上依托这样一部分少流出的资源,是有更大希望的。

    有得利者就必定有失利者,毕竟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还要起作用,在这个过程背后,欧美日将要遭遇到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一个上升过程,在全球市场上由于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的距离拉近,资源流向发达国家的数量会减少。而在欧美日国内民生产品价格的上升,面临的可能是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工资举行更艰难的谈判或者斗争;在国际上欧美日面临的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出的资源数量在减少,对一个日益缩小的馅饼,在分割上各国会面临更多的争执;在国内他们面临的物价上升,会自动地引发劳资矛盾,影响到他们国内的顺利整合;在国际上流出资源数量在减少,分割方面的协调会更加困难一些,也意味着垄断利益同盟内部程度的整合程度下降,这两者正是我们作为竞争者所需要的效果,垄断价格的既得利益同盟国家之间及其国内阶层的分化,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在外交和对外战略上,因为我们是弱势国家,能够调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有限,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进行主动的政策操作和控制,实现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组合形势是没有太大空间的。弱国难以进行有效的外交操作,这是由中国的弱势地位决定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样的弱国企图要去离间别人,要收买别人,要与别人结成同盟,我们确确实实缺乏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手段。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没有能力整合周边国家,实现亚洲达到欧盟那种形式或者程度的整合,只能在短期内容忍美国在我们的周边执行分化亚洲的政策,并采取“有理有节有利”的谨慎应对政策;我们也没有力量去离间欧洲和美国,也没有能力促进欧洲和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需要一个持久战的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一点应该做的是要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尽可能少受欧美日垄断利益同盟的盘剥,增强第三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调整和等待过程。

    总而言之,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利,中国没有立竿见影的对外政策选择,有的只是通过艰苦长期的经济调整过程,追求长期形势演化的有利趋势,所谓的持久战就是在现实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等待长期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过程,一切外交的招法和机巧嗜好,实际上都反映的是这一关键问题:试图回避中国短期力量不足的现实而又缺乏长期竞争的战略意志。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利益调整过程,在国际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又违背真实国家力量对比的事情,这样的急功近利思路对中国而言是有害的。我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要认真进行总结,不能忽视赫鲁晓夫的愚行及其恶果,对于弱势的一方而言,丧失战略竞争意志的后果,只能是意味着失败。中苏论战中间,关于如何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处的问题,还是按照毛泽东的眼光,要在文化和政治是采取攻势策略,而在军事力量部署和经济是则要选择防御战略,这是由于我们在力量上不足的现实决定的;我们能够在政治和文化是采取攻势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和军事上的扩大与侵略要求决定的,使得我们能援引道义立场和无形的资源来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

    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因为力量不足,需要在经济和军事上采取防御战略为主,在经济上采取防御态势的关键是要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在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生产水平和国民福利水平上,减少资源流出,缓和国内的矛盾追求更高程度的整合;对外我们要把外交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只有不是垄断利益同盟的成员,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战略少的帮手。在这个过程中,要争取第三世界同我们一道,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采取攻势战略,这种攻势战略要深刻质疑到现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国家之间资源流动规则的合理性问题,这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这种攻势战略其实是在我们力量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在物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格外需要援用无形的文化的力量,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3、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空间和巨大利益

    如果我们认真进行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核心的长期政策,我们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恢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复兴或者工业化进步中,我们刚刚好具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工业装备出口,不是西方那种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生产的也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高档产品,在根本上是适应第三世界国家需要的。中国的技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众而言,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适度技术”与“适度产品”。中国应该通过国家力量的帮助,发展和壮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毕竟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处于经济上的不发达状态,而且这些国家多数是人口和领土有限,资源禀赋不足的国家,在经济是难以真正具备独立资格的,而中国人口地域广大,资源门类齐全,是具备填补这个不足的资格的,特别在毛泽东时代长达30年的自主发展,使得中国也具备这样一个技术和产业基础。这样中国可以通过帮助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解脱产品出口上的边缘化现象,同时在这样一系列的经济互动过程中,配合技术培训、售前售后服务,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文化、政治关系,把朋友交情深入发展和巩固下去,这样一系列的长期交流,应该作为基本不变的国策,长期进行下去以促进我们同第三世界的关系。

    关键是中国出口资本货物帮助第三世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提供的这些资本货物并不是必须转让“生产者剩余”的低价格,在竞争上西方国家已经不生产同类产品了,而其他国家又难以发展与中国相对应的产业替代关系,这样一个产品档次和系列的竞争性不会特别高,产品实现的价格条件不会特别苛刻;而中国大力发展这样的产品出口,在国内产业结构上轻工业独自膨胀的态势也可以得到逆转,这样中国产业边缘化的两大特征---低附加值和轻工业独大---都会被冲淡,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第三世界,这个过程的背后实际上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依附性发展还是自主发展,也同时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是第一世界主导还是第三世界主导,有了中国的帮助自主发展的成分就能够大幅度上升。

    与第三世界合作的核心问题在于,这样的贸易可能都意味着需要中国政府的长期信贷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缺乏的是硬通货,丰富的是资源,中国回收货款需要耐心等待着工厂开工与投资回收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国内单个的规模不大的生产企业不适合作这样的贸易主体,需要国家作为出售方,并通过外交和国家政治保证方式,消除或者降低长期货款回收的风险。这样的贸易方式本身,就是在政治关系上去密切经济关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反过来为经济关系服务。

    我们与第三世界的亲近过程,必定是他们与第一世界的脱钩过程,一切国家增强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都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美国掌握的单极世界,都是有利于中国外交和安全处境改善的,都是值得中国通过长期努力去争取的,并在各个方面加以支持的。

    老田个人网页:http://laotianlaotian.yeah.net/

    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修改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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