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提出需要实现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两个决裂”,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与私有制的决裂就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硬制度”建设过程告一段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良好,还有赖于“软制度”的建设,这就必须实现与私有观念的决裂。

    李尔重认为我党很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实现两个决裂的问题上硬是思想没有转过来,少奇同志就没有转过来的一个例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软制度问题上,共产党内缺乏共识,这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路线斗争”根源。社会主义制度由硬制度和软制度共同组成,硬制度是直接的资源配置制度(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软制度(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等)却关系着硬制度的运作环境和运作成本。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集中在社会主义所必须的“软制度”建设方面,这一思想首先是在中苏论战中间表述的,在九评中间,毛泽东提出:“单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私有观念的决裂,根据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最终要具体落实到政治权力公有和话语权公有上去。毛泽东时代系列群众运动,都是通过舆论动员和宣传等方式,把平时处于“政治消极状态”的普通民众激励起来,要他们参与到政治和舆论过程中间来,目的是通过凝聚民众力量以制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来实现“权力和话语权的逐步公有化”。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软制度”建设,除了“明示性质”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正面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默示方式”的:通过取消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给予个人利益在集体实现的路径上以充分保险。人们对于未来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最终能够实现的信心,都来自于此。八十年代,“少数人先富”实际上是肯定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这样给多数人的保险就没有了,剩下的纯粹理论宣传就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了,成了人们所说的“打左灯、向右转”。

    集体主义精神被抛弃和被妖魔化,实际上是抛弃社会主义软制度的杀着,而中国式个人主义的兴起,始终联系着政治权力的一种异化诉求,代表着官僚经营群体以最小化管理成本掌权的诉求,清算造反派就完整地体现了这一诉求。

    伤痕文学在重建个人主义舆论上,功劳最大;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代表了“人体资本化”的隐蔽诉求,这部电影形象地展示了以个人在武功方面的优势,可以给个人带来多么大的利益空间(美女的青睐、最高权力代表者的重视等等),因此风靡了整个大陆。一九八一年兰考县的刁德文在赵紫阳的暗示下,把本县的富裕家庭找来开光荣会戴红花,竭力推广货币拥有量的多少与个人力量社会化想像之间的密切关系。依靠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而致富,终究不过是神话和偶然,但是这样的个别成功故事具有很高的意识形态宣传价值,目的是掩盖行使“剩余索取权”而聚敛不义之财的暴富群体。

    陈岱孙老先生说: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上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加上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破坏,首先不是放弃公有制这样的硬制度,而是从破坏集体主义重建个人主义以根本取消社会主义事业运作的软制度开始的,此后公有制基本上丧失了生存条件,说到底,社会主义或者公有制事业无法生存于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停留在“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与那些铁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相比,一些自居为社会主义捍卫者的人,在认识和理解上明显落在下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远不如反对者深刻,在社会主义的核心制度――“软制度”被破坏了二十多年后,仍然抓不住要领,认识仅仅停留在对“硬制度”的直观把握上。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却先从软制度下手,在认识上显得高明得多。

    没有了社会主义或者公有制的软制度――集体主义――与私有观念决裂――权力或者话语权的公有,社会主义事业或者公有制就不可能生存。所以,仅仅是捍卫公有制是不可能成功的,对立面已经成功地破坏了公有制的生存环境。

    公有制仅仅代表了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过程,仅仅取消了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去奴役人和剥削人的经济异化方式,这只是个人从异化社会关系中间解脱出来的第一步,真正的人类解放要继续实现权力和话语权的非资本化――依靠所拥有的权力和话语权去奴役人,后两者大体上对应了马克思所指称的“与私有观念决裂”,这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事业运良好所必需的软制度。

    毛泽东时代的宣传曾经断定“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农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今天中国的事实表明,权力对多数人确实是呈现排斥性的,而且从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被破坏的角度看,被排斥的阶层不仅仅限于工农,二是向上延伸到小资和白领阶层了。在这个意义上看,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命题,有一个新内涵:他们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社会中间同属于被排斥的群体,因此在追求合作体制上有共同利益。按照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要做到权力和话语权的非资本化,成本是非常高的,从文革后的社会走向看,这个成本不仅无可避免而且也不是白白付出的,这个高成本对应的收益是:工农和小知识分子受强势群体剥削和奴役的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之和。

    因此,毛泽东的晚年探索在今天的现实照应下,也可以有新的理解:中国人民中间的工农和小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权力和话语权的非资本化努力,最终实现一个合作体制,这一合作体制的良好运作,离不开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同时就需要不断地为“权力健康化”支付监督成本。毛泽东时代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支付监督成本的,目的也是权力的健康化。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期,由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共识水平上升,需要支付的监督成本会逐步下降。

    毛泽东肯定的道路看来是这样的:一个全盘合作的体制,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为了管理权力的健康化需要不断地支付监督成本。社会主义制度看来也是一种合作组织模式,为了合作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抑制合作系统内部的社会分化,为此需要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的取向。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崇尚竞争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精英阶层可以充分地把控制权兑现为剩余索取权,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由于社会分化带来的严重后果,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大萧条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异,国家政权开始深度介入社会利益分配过程,通过实施弥合社会阶层分裂和矛盾对立的再分配政策,进行锄强扶弱;一九八○年代开始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之后,在程度上有所后退。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给予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精英阶层喜欢竞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肯定自身利益最大化诉求的正当性,而平民阶层则相反。在今天中国的具体现实中间,实际上强势群体的范围极其狭隘,仅仅包含“奸商、贪官、买办”及其作为他们代言人的一小部分知识精英,绝大多数的小知识分子也和工农一样成为被排斥的阶层。中国今天的社会分化状况,与第三世界国家和苏东国家完全一致,完全是从属于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分层机制,在中国特定的阶层力量对比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中间,实际上中国的小资们永无出头之日,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势群体中间的一员,奇特的是中国的小资阶层并不甘心与工农的结合,却一味地追随精英上层的表述模式,结果中国的学术完全在服从精英同盟需要的单行道上运行,虽然弱势群体遭受剥夺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他们也有着完全不同于精英阶层的明确诉求,但是却没有为多数人利益进行表述的理论形式,社会底层表述自身利益的诉求简单地局限于回顾从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这个认识的简单化与理论准备不足的现实紧密相关,出现了孙立平所说的“荒谬表达”。

    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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