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总结,以及后来官方的认定,文革的开始时间,被定位在发表
    姚文元署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革的第
    一个阶段,并没有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而是以文艺批判或者学术批判为主要内
    容的,反映这个时期的政治博奕或者高层分歧也是对文艺批判的不同倾向,二月
    提纲和江青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显是直接对立的,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就
    直接撤销并批判了二月提纲。后文革时期的叙述,是按照毛泽东的态度定位的,
    把毛泽东说成是支持进行在学术上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反过来把刘邓和彭真
    等人说成是反对进行政治批判的。这个主流的文革叙述,在两个方面留下了疑问


    第一点疑问是关于吴晗和姚文元的争论要点问题,吴晗所编戏剧中间把海瑞的“
    退田”,写成是为了解决农民和官僚地主徐玠之间的矛盾,并定性为阶级矛盾,
    说海瑞是为民做主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认为这个定性是错误的,海瑞解决的是农
    民“投献”问题(即农民为了避税,把自己名下的田产“投献”给有免税权的大
    官僚地主),是为了皇家天下的利益而行事的,解决的是地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
    内部的剩余分配问题,而且由此推断吴晗的“蓄意歪曲”历史事实是别有用心。
    后来当过光明日报总编并主持真理讨论的杨西光,当时参与过讨论批判海瑞罢官
    的文章,曾经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份子”的大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这个争论其实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就是海瑞的退田到底是解
    决了什么问题或者矛盾;第二个是政治问题,就是吴晗写作的寓意何在。对于第
    一个问题,后来被埋进去了,没有进行讨论,纯粹从学术考证出发,吴晗的戏剧
    写作恐怕没有历史依据,倒是姚文元的文章写作,基于比较翔实的历史资料,其
    中许多资料是复旦大学历史教师朱永嘉等人专门搜集整理的。换言之,在海瑞退
    田这个问题上,错误的是吴晗,当然,吴晗是戏剧形式来表现的,可以容许一定
    程度的艺术加工,但是也不能没有限度。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海瑞罢官的“学术
    争论”方面,始终被人们所选择性地遗忘,即使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年月,
    也没有算这一笔帐。

    在新中国研究历史的人,混日子可能是格外不容易,一个关键原因在毛泽东本人
    极端喜爱历史,二十四史读过七遍以上,兼且记忆力极佳,在批阅戚本禹等人的
    文章时可以凭记忆更正很生僻的人名错误。反观中国历史学界混饭吃的行家,二
    十四史读过一遍的人就极少,每犯错误就常常被毛泽东发现,由于每每见到专家
    们老凭“想当然”治学,最后毛泽东得出一个印象:大学里一个中文一个历史“
    唯心主义”最多。毛泽东可能老是见到吴晗在明史研究中间犯基本史实方面的错
    误,最后毛泽东断定吴晗没有读过明史,他的某位学生读过。

    在姚文元发表文章之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都曾经打电话去上海,追查这个文章
    的背景问题,彭真甚至说过“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狠话。从一九
    六四年开始,文化革命批判小组的工作就由彭真主持,当时做了很多的批判工作
    ,例如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道德继
    承论”和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决定论”等。许多人经常强调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
    北京不转载很正常,这个想法是按照今天的新闻规则去反推的,明显忘记了问一
    问:彭真主持批判工作中间的文章发表“惯例”是不是所有报纸一体转载?如果
    是这样的,显然毛泽东指责北京报纸拒绝转载,至少就有了“彭真建立的发表惯
    例”作为依据。

    在文革进入到一九六六年之后,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兴起之前,最主要的政治博
    奕或者高层分歧是体现在对文艺批判问题上。所以,我的第二点疑问是,文艺批
    判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批判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还是为了实现政治思想上的
    “革命”?在这个问题上面,彭真尤其不能够“装天真”,因为他本人就是“文
    化革命五人小组”首席负责人,试问,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彭真主持的大批判运
    动都是为了推进学术并且“以理服人”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样一来,就
    很值得推敲了,为什么对于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回到“纯学术”的路子上去呢
    ?而且如本文前述,姚文元文章在历史资料基础上,明显优于吴晗的“戏说”过
    了头的戏剧作品,本身是站得住的,按照当时的水准应该是好于彭真本人组织的
    那些批判文章,为什么彭真如此大动干戈呢?看来主流的文革叙述,在这一点上
    面明显遗漏并歪曲了很多东西。

    最为奇特的是彭真搞的那个《二月提纲》,今天回头去读,也明显是以“对左派
    进行整风”为基调的。考虑到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应该对左派进行整风
    ,他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这样的事情三年以后再说”的意见,为什么回到北京之
    后,这个“对左派整风”的文件仍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呢?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
    方面转述毛泽东认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意见,一方面又说毛泽东本人开始
    是同意二月提纲的,这样的叙述明显陷入严重的相互矛盾之中:如果毛泽东认定
    对左派整风应该在三年以后才进行,从逻辑上看,他就不可能同意二月提纲,除
    非他是违心地同意彭真的意见而因此说了“违心的话”。有了这个认识,回过头
    里看《二月提纲》的通过,就特别值得琢磨,一个可能是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
    但是彭真回北京之后告诉刘邓说毛同意了,所以刘邓在“得到毛泽东本人同意”
    的情况下下发中央文件要对左派整风;另外一个可能是彭真如实说明毛不同意这
    个文件,但是刘邓依然下发了这个文件,事情出来之后要彭真一个人背黑锅“撒
    谎说毛泽东同意”,非如此不足以解脱刘邓的政治责任。如果是后一种可能的话
    ,那么,“文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出去”就很清楚了,联系后来彭真忽然被
    第一个打倒,乃至后来彭复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高职,都似乎有某种因果联系。

    彭真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主持学术大批判工作,到一九六六年忽然热心对左派整风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终止他此前所做的工作,这一思想转变堪称是一个“一百八
    十度的大转弯”,彭真是如何实现的呢?文革后的叙述完全没有交待,结合我们
    在上面所作的一点分析,特别耐人寻味。在姚文元第二篇重磅炸弹文章《批“三
    家村”》出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之前,彭真抢先于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日
    报》搞了三个整版,除了批判吴晗之外,还把邓拓也抛出来作为靶子,考虑到彭
    真坚持的二月提纲,这一举动又何其令人难以索解。文革初期五十天,刘邓主导
    的文革方向,明显又是把打击矛头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在见过四清“前十条”
    “后十条”的争论,特别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之后,运动方向十分明确和具体,不可能真的存在什么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为什么运动方向还是被逆转?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主流
    文革叙述中间无法回答,因而成为一个十足的疑问。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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