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德元教授农村文革回忆文章读后感

     

    作者:老田

     

    看来人们的知识,以及体现为知识系统一部分的历史记忆,是可以按照特定需要进行改造的,在阅读张德元教授关于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时,这个感受尤其强烈,以至于我最终打算把感想写成文字。

     

    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解框架,当然也许是由于我阅读范围的局限未能发现有用的知识积累,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分析工作,建立在毛泽东的判断基础上――把认识层面分成“红”(政治性认识)和“专”(技术性认识),一个人的知识或者认识最终要受到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的限制。人的认识,一个方面是由自身利益诉求而形成的视野局限,或者表述为立场(即看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认识的政治方面;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前人认识的积累和传承,这是知识的技术方面。相比较而言,在认识论方面,今天人们很重视认识的技术性方面,把认识的政治性方面轻视到可有可无的地步。

     

    就个人知识的取得和积累而言,政治性方面的重要性即使不高于技术性积累,也决不低于它。而且,认识的政治性方面由于受到利益实现方式的博奕性质所决定,具有结构性特点,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出周期性重复的特征,成为人们认识形成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古人最重视超越个人利害关系约束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的认识论口号。而记忆改造工程之所以能够成功,按照老田的理解,主要不是在技术性知识积累或者创新方面着手,因为历史史实一经发生就无可追回,但是对于利益实现的重新厘定,或者换句话说,记忆改造工程可以在重新建立的“政治统一战线”中间去实现,这是可以在事后进行安排的。基本的逻辑是:在给予利益的前提下,由更改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去否定或者重新界定认识的技术性方面,认识是在新的政治认同基础上被“接受”的,而不是被技术性地“说服”的。也许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对认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的存在,才使得技术性方面的记忆改造工作得以进行。

     

    张德元教授在农村问题研究上,较少追随那种“拿着西方真理批判一切”的“主流治学捷径”,更多地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主流学风极端浮躁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就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言,张德元教授的认识明显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不符,而是与文革后“被改造的记忆”一致,由于此种现象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也由于老田在这个文革和毛泽东研究方面下过几年功夫,就以张德元教授的文章《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祭<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为例,做一个现象案例分析。

     

    对于文革和阶级斗争,张德元教授根据自身的记忆,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应该说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阶级斗争进行方式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就与历史文献依据相反了。

     

    文革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建国后的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动”,在这个认识的背后,实质上新政权的颠覆力量来自何方?是来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是来自新社会中间新生的精英阶层?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要向下指向“黑五类”,还是“向上”指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高干子弟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提出“血统论”对联,认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把文革的方向从对准“当权派”转移向“老的剥削阶级”及其后代。张德元的记忆,实质上与新中国的强势群体的政治意向相关,而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根本相反。如果说在“土改”和“合作化”阶段,毛泽东所强调要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夺取旧的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权,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对象确如张德元教授所理解的,但是文革的对象则恰恰反过来,是指向社会的上层和共产党内部,在经过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四清“前十条”,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以及一九六五年初的“二十三条”的系列争论,文革的对象已经锁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不存在任何模糊和犹疑之处。

     

    文革中间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往往被转移为指向“黑五类”,虽然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意志,但是却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他们把打击矛头指向黑五类之后,自己就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即便是在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仍然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毛泽东亲手制定的政策,就这样被官僚精英群体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过滤掉”了。按照美国迈斯纳教授的分析,不同的阶级概念中间蕴含的是不同的利害关系:“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自身利益而言,最适宜的方式是把本来属于他们但现在已不存在的革命时期那些社会阶级的‘阶级成分’安在自已头上,而不是承认新社会具有产生新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这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只能按照生产进程和私有财产所有制来划分阶级这一狭义的阶级定义作出一个大致的解释。由此出发,产生了共产党的一个普遍的正统观念(斯大林在1936年首次系统阐述):在一个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0月第一版,P406)“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迄今任何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新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有时,毛泽东是相当明确并非常坦率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例如,在1965年,他就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他们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来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上,P408)把新中国的阶级关系固定到旧社会的剥削阶级身上,不仅是官僚精英群体出于自保的需要,也迎合了干部子弟的优越心理,所以当权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但是确实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无关,张德元教授虽然没有硬指是毛泽东要这么干的,但是却不加区别地把相互对立的阶级分化认识“一锅煮”了。不管张德元教授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疏忽,由于他过分强调了自身的感受以及在技术性认识上不恰当地联系了他所熟知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在后果上确实佐证了“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

     

    而毛泽东的看法和政策被歪曲,与其说是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旧剥削阶级的担忧和恐惧,毋宁说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以清算“造反派的造反行为”是“右派翻天”,在没有真正的造反派可资清算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清算旧剥削阶级和黑五类就成了地方官僚“紧跟政治形势”的唯一表现手法了,这一点迈斯纳也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这样,调查组受命不但要审查被市查对象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与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厉。据观察,保守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岐视。过去的社会出身如今再次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标准,家庭历史不那么纯洁的人成为与其在政治上或个人关系上有宿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大量的新的仇恨)的其他人的嘲弄对象。”(P458)相比较而言,清算造反派是文革后期按照力量对比不利于造反派的现实,所进行的一场“秋后算帐”的政治博奕,目的是落实“造反无理”的信条,特别是在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完成了系统清算造反派“造反行为”的政治功能,而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文革初期保守派所主张的“阶级关系不变论”或者“血统论”,张德元教授童年时期被“阶级斗争”运动无辜波及,并非毛泽东所强调的那一种“阶级斗争”,而是“反文革力量”在清算文革积极分子运动中间被殃及池鱼的,是“打着B52旗号以打击B52力量”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明显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其政治内涵完全相反。第一个阶段是在文革的发动时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其目的是矮化一切“非毛泽东思想”,从而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单一的思想资源,扩张为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并占据绝大部分领地,这样,与此不同的思想资源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就被急剧地压缩了。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总结,这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文革的群众运动的终结时期,继续推广“个人崇拜”,目的是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把肯定毛泽东思想主要不同于其他思想资源的部分――特别是“造反有理”的精神取消掉,目的是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和取消造反行为的“合法性”,为进行“秋后算帐”作舆论准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则从强调“造反有理”转移到强调通过仪式来显示对毛泽东个人“忠诚不忠诚”的表演上,“仪式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早请示、晚汇报”来宣誓要“三忠于”“四无限”、大量印发毛泽东的著作、制作“像章”“塑像”、搞“忠字舞”、“宝书台”等等。笔者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老家很多农民在今天堂屋放祖宗牌位的地方,布置了“宝书台”以放置《毛泽东选集》。文革后期的“仪式化运动”,和文革初期的“高举旗帜”一样,也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不过这一次的政治内涵则完全相反,是体现当权派的政治意志,目的是充分利用当权派实际掌握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优势,通过比对手更能在“仪式化”方面表现得更多更好的方式,去“垄断”毛泽东思想解释权。张德元教授的记忆,是一个盲目跟风的农民的一次谈不到任何政治竞争目标的“失误行为”,以及由此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张德元教授所回忆的现象,在浅层次上是足以支持“历史记忆”的样板材料,但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仪式化”运动,却不是出于跟风农民偶然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强势群体的选择和推动的结果,其内在深刻的政治博奕内涵,却被“记忆改造工程”给抹杀了。因此,人们今天只好说,那个时候人们都发疯了,丧失理智了,都不会思考问题了。实际上,逻辑上可能恰恰反过来,丧失理智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是今天的那些高人。

     

    张德元教授的专业领域是三农问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文革和当时的毛泽东思想,问题在于:那些专职研究文革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也没有高出“个人记忆”的浅薄层次。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专家本身是服务于“记忆改造工程”需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出现真正的研究和反思,也正因为如此,张德元教授的“农村文革”文章,是值得提出来进行具体分析的上好案例材料。

     

    二○○六年五月五日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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