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我和一个教授讨论毛泽东时代,他反复强调两点:一是毛泽东想要的制度在管理上不可能,受到管理者反对;二是反对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成本与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革命成本进行对照。这两个问题是追问到社会如何可能的深层次问题,在一般的小右派认识中间,经常出现的是浅层次的民主问题,说到底就只涉及到管理的授权和统治合法性问题。

    毛泽东看问题的基本视野,都是与西方主流学术观点一致的,毛泽东一生最为看重的观察问题的框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本质上可以从西方今天的主流学术论点中间直接推导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斯大林时期演变为一种经济决定论思维,把阶级分化的依据唯一地与生产资料占有相联系,这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就仅仅与私有制相关,这一点也是非毛化时期官方的正统思想。毛泽东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认为私有制消灭之后,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分布的均衡,仍然会带来社会分化,这显然与韦伯的社会分层认识一致。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鼻祖布坎南把官场中人也作为经济人看待,毛泽东也是这么干的,他认定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也是天然地倾向于把权力服务于自己的,因此在自发状态的演变过程是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在毛泽东看来官僚精英群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步骤有两个:第一阶段是修正主义,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在第一个阶段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当权派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政治风险最小化和控制权最大化,第二个阶段当权派会直接拿权力和金钱作交易了,这就是经典的资本主义复辟了。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例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对群众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等等,都是权力为当权派自己的需要而运用的表现,任其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向权力与金钱交易的第二阶段,当权派直接成为走资派以最后实现利益最大化并重建马克思所指称的原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认定从修正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不存在偶然的因素或者别种蜕变形式。所以他常常把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一锅煮。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看,修正主义总是处在演变的第一阶段上,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当权派逐步地剥夺工农的政治和文化权力,弱化其地位并增强当权派的控制权;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才开始第二阶段的演变,直接剥夺维持工农基本生产和生存的资源份额,按照当时一个广为人知的概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指剥夺工农的政治和文化权力而言),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经济利益剥夺过程在逻辑上要晚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剥夺过程)。从中国的经验看,这个判断得到历史的检验,而且,毛泽东当时的估计过于保守,今天被剥夺的阶层不限于工人农民,而是向上延伸到小资和白领阶层。依照老田的看法,关天茶舍上诸小右派的极端言论,本质体现了处在被剥夺地位上的小资白领的“对抗性矛盾判断”――他们在今天的社会流动和资源分配金字塔中间,已经找不到自己的生存资源和空间,因此在言论表述上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现实和历史”的激进姿态。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有一个结构性困难,就是统治阶级不愿意真心搞社会主义,不管是官僚精英群体还是知识精英群体都愿意搞资本主义,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可以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他们会天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许多主流精英强调人性自私不能改变,落实到社会制度的存在和维持问题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愿意维护一个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更有利于工人农民的制度,他们要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毛泽东把这些人视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力量――复辟势力,并认为除非民众的力量发展到足以抑制他们的地步,社会主义事业就缺乏政治保证,为了达成这一点,哪怕付出文革那样的巨大代价,毛泽东也在所不惜。

    小右派和毛泽东的差别其实很小,至少在对中国统治集团的负面判断上完全一致,不同的地方在于小右派认定通过选举方式,可以把他们最痛恨的人赶下台,而毛泽东对选举不存任何幻想,始终注重提升民众的觉悟、组织,最终是要提升民众的力量。相比较而言,小右派是程序爱好者,认为一个好的程序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即便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通过选举把某些人赶下台出一口恶气也是好的。而毛泽东则反过来,对于选举不存在任何幻想,他认为只有力量对比才是可靠的。从管理成本角度看,小右派追求一种低成本的程序化制度,不愿意考虑高成本的力量对比上的均衡建设过程;毛泽东则反过来,认定低成本的选举制度什么也解决不了,而且他预测被选举制度挑选出来的人还是处在与工人农民相对立的“异己阶级”地位上,因此不能解决不了工农的问题,不值得为之支付哪怕是很低的成本,只有通过高成本的力量提升过程才是有效的。

    小右派喜欢说,毛泽东不懂得西方的民主,所以错误地选择了文革那样的高成本方案。民主理论水平的高低,是不是小右派超过了毛泽东我不知道,因为已经没有了叫毛泽东和小右派同堂考试进行分数排位的条件,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毛泽东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积累了很丰富的选举经验,恐怕没有一个小右比得上。根据老田的研究,毛泽东在中国进行选举的检验是很丰富的,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主持并亲自推动过选举。第一个时期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举行过选举,但是选举的结果非常不好,被农民选出来的人多数是地方上有声望的人――主要是地主和富农,这些人对于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对革命需要都毫无兴趣,最后毛泽东只好指望上海的中央能够派一些干部下乡来工作,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一下《井冈山的斗争》。第二个时期的选举,是抗战期间的“三三制选举”,这个时期的选举成就比较受到毛泽东本人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民主和选举制度在“具有较高程度共识”的社会中间,才是有效的;而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在相当程度上是得到了中华民族各个阶层共同确认的。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选举,这个时候的选举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价值,毛泽东也很低估选举的作用。按照老田的理解,由于新中国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多数是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橡皮图章具有内在必然性。今天的情况反过来,老百姓由于有被剥夺的感受,因此政治意识跟着被剥夺感受的深度,逐步回来了。

    对于选举和程序民主的分歧,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取决于对现实和未来的判断,而不是取决于选举理念和权力分享上的认识分歧。如果你认为今天中国的奸商、贪官和买办已经成为一个紧密的同盟,是一股“物质的力量”,那么就肯定要估计到如果进行选举,其结果是什么人被挑选出来的问题,如果估计到是那些有钱优势又实现了“官学商紧密勾结”的人在选举中间起决定作用,你肯定对于选举就没有那么多的迷信了。真正的分歧是:如果举行选举,会选出什么样的人来,选出来的人能够作成什么事情,当选人会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真正搞清楚了,大致上可以肯定,小右派就会左转,那些铁了心要学雷锋要为强势群体服务的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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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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