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于孤注一掷的行为,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社会,都是为人们旗帜鲜明地一致反对的。对于危及自身生存条件的决策,每一个人无论他本人是企业家还是农民,都一样是持极端谨慎态度的,只不过对于长期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农民来说,这种所谓的“保守性”表现得比较典型或者比较常见而已。实际上由于中国工业的边缘化地位,企业常常没有正常的平均利润,因此缺乏足够的积累,扩大再生产也一样无法顺利实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企业经营模式也表现出为农民所广泛接受的“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决定性影响。还是由于“低成本运营方式”和“不可管理风险”的决定性影响,农民的自组织程度无法提高到足以增强谈判地位的地步,因此农民普遍对民主政治不抱希望,几千年来始终一贯地指望“好官好政府”。

     

    1、  决策的生存度与农民的“低成本运营方式”

     

    在决策学中有一个“生存度”的概念,用以表述个人在决策中谨慎程度,是与决策事件的风险(可能损失)占个人可支配资源的比重成正比。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一般要受到“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决定性制约。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下,所有的风险都要尽量避免,所有的开支都要尽量节约,否则将有可能产生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风险,而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风险,就会危及个人的生存条件,这实际上是一种最高风险---即生存风险。对于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基于不确定性等于成本的理由,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之下,是需要持绝对谨慎态度的,换言之,对农民而言这就是一种生存度很高的决策。

     

    香港李嘉诚可以为成功率只有1%、收益率50%的风险事业投资1亿美元,而典型的中国农民却只能为成功率为50%、收益率50%的事业投资500元人民币,这不是因为农民素质不行或者缺乏企业家精神不乐意冒险,而是因为农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极少,他们必须为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维持基本生产需要而谨慎从事---保证简单再生产在人和物两个方面都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相反1亿美元占李嘉诚全部资产的比例,还不及500元人民币对普通农民的生存度高,而且李嘉诚不仅仅是亏得起,还因为一次投资失败对李嘉诚的基本生存状况不构成任何影响,不仅不需要节衣缩食更不会债务缠身,而且在多次投资成功的背景下,一次投资失败也不足以影响李嘉诚的商业信誉和声望。如果需要动用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投资,或者当风险投资数额占李嘉诚所能调动资金数量的多数时,李嘉诚就会表现得和农民一模一样---极端谨慎和保守。所不同的是,农民由于自己占有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数量很少,常常遭遇这样的生存度极高的决策事项,而对于企业家而言,这种机会就要少得多。

     

    2、  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边缘化与扩大再生产不能顺利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主导能力,只能是被动接受国际分工的后果,参与国际市场体系的结果是以竞争性的低价格转让资源和环境容量给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撮取大量资源,最后以大部分地区的贫穷为条件实现少数地区少数人口的富裕和发达。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一种边缘化的工业化,工业部门并不能取得足够的利润,以实现积累和滚动发展,所以工业的发展或者膨胀,往往是依赖外生积累,是大量社会资源向工业部门流动的结果,工业部门往往是一个资源吸取和聚敛部门,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资源从多个独立地区和部门流向工业,投资就不可能不表现为重复建设和布点。

     

    在中国最近20年工业上的重复建设中,就非常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核心问题---工业是中国社会资源最大的提取机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充当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额垄断利润的垫脚石。

     

    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无法取得平均利润,因此其经营和发展就面临额外的困难,为了生存往往也走向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追求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希望通过非市场手段以排除对手获取优势地位或者保证产品的顺利实现。上海市市政府曾经出台政策对上海支柱产业小汽车行业进行保护---明文规定对上海市民购买湖北的小轿车每辆收取高达5万元的“保护费”,湖北省也迅速还以颜色,对湖北人购买上海产小汽车收取每辆7万元的保护费。这个事件被中国“自由主义者”定性为“封建割据主义老毛病的新发作”,其实这只是在工业利益驱动下的“低成本运营方式”的新表现形式,是政府作为资本家的狗腿子在行动。没有人记性足够好,甚至也不可能有人具有足够的意愿要把“传统封建思想”发扬光大,但是现实利益是非常清楚和明白无误的。是现实的利害关系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对遥远的模糊记忆进行深情回味占了上风。

     

    在边缘化的工业竞争中,由于没有正常利润,产业投资和技术升级难以顺利实现,工业只能在依赖外生积累的道路上发展,这导致的重复建设又加剧了竞争,更进一步恶化了市场竞争条件。也因此产品实现和企业生存常常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企业进行竞争时常常会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烈冲动,借以规避风险和追求没有竞争优势的优势地位。与政治权力结合制造市场壁垒,垄断原材料来源,进行就业排斥都是在中国非常常见的“市场经济行为”。这是“低成本运营方式”必然地要渗透到边缘化的工业体系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在中国已经边缘化的工业部门中,由于没有正常的平均利润,只能依赖外生积累,扩大再生产是难以顺利实现的。

     

    3、  不可管理的风险与农民的自组织行为

     

    由于农业收获受到自然天候条件的决定性制约,不受人为手段的调控,难以有准确的预期,是一种典型的“不可管理的风险”,即使在工商业机构中,对于不可管理的风险也是要极力予以避免的。因此各种农业投资和耕作方式改进,既是一种“不可管理风险”,同时又是一种生存度很高而必须谨慎对待的决策,因此农民的决策模式要受到这两种决定性因素---低成本运营方式和谨慎对待不可管理风险---的制约,在组织行为上趋向极端保守和过分稳健。

     

    与此相适应的是,由于农民在组织中强行出头与官府相抗衡,结果有可能招致官府的报复,这种在农民组织中充当首领的行为,由于其风险大而且无法精确评估,又有个人无法控制的特点,也属于一种典型的“不可管理风险”。因此农民进行自组织(也称内生型组织)就面临着组织人才匮乏的问题,同时在组织中进行管理,又不能得到很有力的支持和认同。因为基于“低成本运营方式”的习惯性约束,在生存度很高的最保守的决策模式之下,对组织中成员进行利益协调(特别是利益剥夺)和输送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进行强制调整,这种利益调整对利益输出方而言其机会成本(影子价格)极高,对接受方而言其道义代价(实际上就是损害了别人的生存条件)很大,显而易见的是:“夺我身上暖”比夺我“宝马香车”带来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换言之,就是在纯农民组织中最后排除了可以运用的有效管理手段---经济资源按照组织目标进行重新分配。这两者的强大影响大概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没有形成稳定的农民自组织的最根本原因,实际上在西方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中,也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自组织”。如果中国农民需要组织起来,以共同奋斗来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那么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只能是外生型组织(他组织),实际上在可能的外生型组织内部,也仍然可能是以分配上的相对平均主义为特色,并在管理上充分依赖舆论调节作用来进行。

     

    由于农民所拥有的经济文化资源稀少,组织人才无法顺利地产生出来,所以农民始终是处在一种没有组织或者是组织程度低下的状态中,因此相对组织良好的政治权力和国家行政机构,农民是没有讨价还价能力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精英阶层,最后能够走到剥夺农民生存利益地步的外在条件。是中国历代精英主义极端化的后果,得以在社会上成立的原因;中国历史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其主动性的决定因素是精英主义极端化,而被动决定因素则是农民无法形成真正的对精英阶层进行抑制的组织能力。从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农民在通常情况下都不在正式的自组织之中。大致上可以认定中国农民的组织程度,是与农业和农村状况背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不仅中国如此,实际上西方社会在传统农业时代,也没有存在过稳定的农民“自组织”。强大的农民自组织仅见于大革命时期的农会,这与工业组织形成原因类似---基于利益撮取(分田分地、减租减息)。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也是农民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接近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能够组织起来,向精英阶层争取生存的权利。虽然做出揭竿而起的决策,其生存度一样非常高(造反是要杀头的!),但是由于精英阶层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他们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生存度在实际上也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恶化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4、  农民为什么没有“民主迷信”

     

    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特别推崇民主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在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只有在那些派性和宗族对立情绪比较严重的地区,村民选举的积极性才比较高,相反农民多数对选举漠不关心,甚至根本就不去参加。古今中外的政治现实都表明,无组织的多数不能够战胜有组织的少数,组织不好的多数不能够战胜组织良好的少数。农民所普遍具有的深沉的无力感是正确的,他们几千年来一直在指望“好官好政府”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政府权力不是农民能够通过几年一次、“一人一票”这样的“票决”方式制约得了的,民主既不能必然地加强“无组织的多数”对“有组织的少数”的谈判地位,更不能代替日益专业化的管理和日常监督。对权力进行有效的日常监督和管理,需要在民主“票决”和法制之外去想办法,过分抬高“法治”的作用和过分依赖“票决”方式,实际上就是主张取消日常监督和约束,因为这两者都无法取代日常监督,这其实就是最近20年来农村政权的现实---对农村基层政权已经丧失有效的日常监督。一切依赖民主,一切依赖法律,终究会成为执掌行政权力的官僚阶层进行自我放纵的借口。

     

    民主制度在社会中的落实,弱势阶层谈判地位的加强,都有待于自组织的顺利成长和发展,使得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具备程度大致相同的组织资源和力量,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民主协商政治才能真正落实。囿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存条件,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在决策模式上受制于“低成本运营方式”,在组织起来增强谈判地位时,个人会遭遇“不可管理的风险”,由于这两个决定性原因,农民的自组织是难以存在和发展的,这已经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所证实,简单的投票和选举并不能必然地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农民对此有非常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因为现实中农民无论是在人力方面还是在物力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资源完成自组织行为,顺利转嫁组织形行为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因此永远无法把组织程度提高到足以和政府组织相抗衡的地步,相应地农民就只有指望“好官好政府”。根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只有在一些派性或者宗族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才会比较高,相反村民往往缺乏足够的意愿取关心选举问题。

     

    根据美国学者研究,与此相对应的“民主国家”的选举事实是:只有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分歧时,美国当年的大选投票率才会比较高。因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会竭力动员支持自己一方的选民参与投票,以免出现对自己一方不利的选举结果,而另一方也会基于同样的理由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样大选的投票率就会急剧上升;相反,如果两党政策和施政纲领大同小异,这一年的投票率就低,这个选举表现其实和中国农民在选举中的表现是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而且根据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研究,其结果也是组织程度高的少数能够战胜组织程度低的多数,并最后决定性地导致公共财政出现长期赤字。如果把民主说成是可以替代对权力的日常监督,说成是多数人能够通过“票决”方式能够战胜有组织的少数,显然就是一种“民主迷信”。

     

    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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