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 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 "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呈明。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呈明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 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 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苦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 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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