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给我的题目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现状”,我感到这个题目太大不好对付,我自己就缩小一下,来讲一讲“新农村建设的真问题与可选解决方案”。

    我们讲新农村建设,都着眼于对现实农村一个基本判断:就是现实中间还有让人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如果这种“不满意”被已经大家认识到了,而且形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并相应地转化为一种强烈的行动意志,这个行动意志可以称为“创新精神”。不是任何一种更高的要求,都有资格成为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对此我们有必要区别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农民如果要求平均活到200岁,还指望199岁的时候能够和30岁的人一样劳动,这就不是真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中间实现;或者要求兰考、开封的农民年平均收入达到10万美元,这显然也超越了现实的人均资源所能够支撑的发展空间,也是不现实的。所有没有答案的问题都是伪问题,都不值得我们花精力花时间去考虑的。反过来,在现实的资源基础上可以实现的、但是还没有实现的潜在利益空间,才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目标,才是我们要花精力和时间来考虑的真问题。

    在实现农民的潜在利益方面,至少有市场手段和非市场手段两种方式可供选择,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市场提供才是最合理的,这需要打一个问号?刚才的一位老师特别强调市场规律,但是市场规律之外,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合作生产方式。在座的许多人都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对于合作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又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保留了完整的记忆。

    我们国家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经验是非常丰富和完整的,从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看,建国前的土地是私人所有的,耕种主要是在家庭规模上进行的,可以说是“土地私有私种”;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合作化之后,土地是公有的,耕种规模稳定在生产小队的水平上,大约每个生产单位平均在30户左右,是“土地公有公种”的模式;改革以后的状况是土地公有结合家庭耕种,可以说是“公有私种”这么一种方式;按照排列组合原理,这三种耕种方式已经穷尽了全部排列组合的样式,各自的局限、优劣、教训都完整地保留在同一代人的记忆里面,都可以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丰富历史经验材料中间加以总结的。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中国的学界最有条件进行完整的经验总结,并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上升到理论层面,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学界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几十年过去了,问题和弊端已经非常严重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民间的积极分子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艰难探索里程,但是知识分子仍然死抱着书本和西方来的理论假设,否定现实中间呈现出来的问题视野和探索成就。从理论建设角度看,越是没有经过总结和提升的现实经验,就越具有理论优先性。知识分子自认为是最有知识的人,想要教导别人,同时决绝别人的教导,对于很多亲眼所见的事实,缺乏起码的敏感性和分析能力。我们谈到新农村建设,首先就有一个创新的意识问题。在这个方面看,应该说我们的农民是最可贵的,他们在知识分子之先行动起来。但是恰恰反过来,本来最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最迟钝,因为他们自认为最有知识,他们想要用他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去改造一些东西。比如说刚才的老师看到合作社怎么运作的,但是相关的问题完全没有进入到头脑当中。

    我们经常见到许多人死抱着一个教条主义式的“市场迷信”,无视现实中间所呈现的复杂经验,我们都知道“教授卖大米”的新闻,这其实就是兰考如南马庄合作社的现实困境在实际中间的呈现,因为这个合作社没有能力负担市场分销和宣传费用,结果不得不依赖既有的“人脉关系”来进入消费者高端市场,教授卖大米本质上就是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呈现,在这个具体的人脉关系中间,很多市场宣传和进入成本是由没有领取报酬和广告费的热心媒体人士帮助解决的。即便是死抱着市场迷信,也不能丧失分析能力,我们至少可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进行规范的市场化运作,“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进入市场,要求实现市场细分,把高端消费者从普通的大米消费者中间拉出来,在他们中间普及无公害大米的知识,促使他们更改从前的选择转而选择无公害大米,这就要求支付相应的市场宣传和分销机构建设费用,如果这笔费用由合作社自己来支付的话,会对无公害大米的生产和销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建设新农村出发,有必要“悬置”市场迷信的教条主义思路,把农民自身的需要突出出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为了方便分析,我把考察视野仅仅局限在农民的经济地位上,这样就需要全面考察影响农民经济地位的三个因素:收入、支出和风险。

    八九亿农民耕种十八亿亩土地的现实,是无法突破的硬制约,这是中国的资源基础所硬性规定的。从收入方面看,中国3/4的土地和3/4的农民,都只能是依靠种植粮食为生,由于人多地少,每个劳动力的年产出有其限度,不可能有着无限增长的空间。我们最近在山东调查了一个地方,他们那里人均耕地不超过1亩半,他们的亩产已经稳定地接近了2000斤(一季小麦加上一季玉米),还能怎样增收?单产提高到今天这个程度,而且可以预言,种粮食的农民不可能有很大的增收空间,继续把眼光局限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价值的。

    反过来,由于农民的增收空间有限,支出方面却急剧膨胀,农民的有限收入增加,赶不上支出的急剧膨胀,才是决定农民经济地位的最主要方面,农民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和学费,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支出方面的问题已经凌驾于收入问题之上,是威胁农民再生产条件稳定的主要因素。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农民的支出方面联系着农民的福利事业,教育和医疗事业曾经在中国以合作生产的方式,低成本生产出来同时低价格提供给农民,从而在降低农民支出方面增进了农民的福利并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这一方面的合作经验,是整整同一代中国人所共同享有的。我自己记忆中间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合作生产过程,在全国是有普遍性的。

    我们首先来看合作方式如何办教育的,我自己是72年上小学的,比我年纪再大一点的同乡,多数是文盲,而比我小一点的基本上没有文盲了,这是合作的成就。如果是通过市场解决教育问题,首先要评估有多数人需要上学,能够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学费水平,在此基础上考虑贴现率算出净现金流量,以此决定是否值得投资建设校舍、雇佣老师。但在七二年,我们那个大队是所有的小孩,凡属没有上学的一律要求去上学。没有教室,就借用一个刘姓人家的祠堂,没有老师,就在本大队稍有文化的社员中间选拔,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还是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了。而且根据大队的安排,当年就新建了新的校舍,作为危房的祠堂就被拆除。公社里的初中和高中都是这么办起来的,跟我年龄上下5岁左右的家乡人中间,高中毕业的人数是最多的。合作提供的集体福利,第二个方面是当时的合作医疗,当时农民得感冒的话,不需要自己上医院,而是赤脚医生上门到病人家里来看病的,看一次病是收挂号费5分钱,没有任何其它费用。

    当然,在农民自己的产出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是以政府的巨额财政转移来实现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支撑农民生产和生存条件的改善的,也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来源。但是,考虑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工商企业不可能有垄断利润,国家也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能力,以这种方式来支撑农业的现代化过程。

    有一个政界和学界两栖的老前辈,说我们国家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过程,仅仅与农民的积极性相关,拒绝承认化肥和种子对于农业单产提高的决定性作用。按照这种错误的解读,只要农民的积极性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农民的收入增长空间似乎也是无限空间,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胡说,完全没有看到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在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之后,农民得到了大量的化肥,粮食单产已经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缺乏继续增长的空间,也不再有多大的增长余地。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在分田到户之后,把基层政权进行“权能分开、相互制衡”的科层化改造,把人民公社承担的技术服务功能市场化为“七粮八所”,结果导致官员和服务机构的急剧膨胀,给剩余生产水平很低的中国农民,强加了一个成本很高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最后演化为“几十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的严重后果,农民负担问题恶化了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结果在世纪之交被中央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解决掉了,但是学界人士仍然未能面对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来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死抱着落后和过时的问题意识,还在那里谈论要怎么样增强农民和政府的谈判性地位,知识界的落后和顽固,实际上无法在新农村建设中间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是论坛,所以把问题提得尖锐一点,以便引起争论。

    从农民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国家的转移支付能力看,从收入方面入手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新农村建设的眼光要切实转移到减少农民支出方面来。合作生产农民的福利,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合作机构,同时需要一个强大的合作文化,没有这两点,合作生产福利的可能是没有的。如何在农民中间发展出稳定的合作组织,在农村推广合作文化,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重点。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在这里提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主持人:谁还有什么需要说的?我来向老田提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过程仍然是物质消耗的过程,我想问问,根据中国的资源环境和世界的资源环境,我们中国的农民或者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否过上现代化城市生活?

    老田:我觉得是这样,在工商业中间就业和在城市中间生活,意味着人均更高的资源消耗水平,以我们中国的人口和本土资源对比看,是无法支撑这样的要求的。从中国资源开发和工业化水平看,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已经超过了适当的水平,所以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从外部资源分配看,中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层,不可能从外部大量攫取资源,而是资源净流出国家。

    如果不是非要按照美国、西方的方式来过活的话,我认为按照中国农民平均产出水平,是可以维持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的,这要求通过合作组织来低成本生产并供应农民的基本福利,特别是教育、医疗,从而把农民的支出控制在收入水平可以达到的水平上。考虑农民的产出水平和支出降低空间,中国每一个农民都可以过上小康生活,让农民都享有一定水平的生老病死保障,这是没有问题的。

    福利生产市场化的主要障碍,在于“价格形成最终体现权力和信息不对称”这个市场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在集体经济解体以后,教育、医疗的价格急剧攀升,这是因为不同的市场利益主体,在交易的时候其不同的力量与地位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最终都要反应到价格决定过程中间来,高价格反应的是农民的不利交易地位。福利价格过高,最终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收入水平,最后农民便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由于农村地区不合格的消费者成为多数,结果反过来对福利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多数农民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医生个人会选择一个相应低水平的医疗设施投入和学习成本的支付水平,在宏观上后果就是农村地区在集体经济瓦解后,二十多年来整体医疗水平没有提高。

    与市场化福利生产模式不同,原来是在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大队里生产福利的,赤脚医生本人就是农民,他与其它农民一样享有一份工分分配,他为农民看病不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而是内部的分工与服务关系;他的学习成本也是集体支付的,服务设施的代价是集体共同承担的,上级支付给予一定的补贴。合作生产福利在两个方面是有利的,一是摒弃了市场交易和价格形成过程,抑制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地位落差转化为高价格,不存在把多数农民变成不合格消费者的问题,有助于把福利生产数量扩张到覆盖全民的规模;二是集体承担学习成本,有利于提高学习成本的支付水平,提高服务的质量,直到受到资源硬性制约的程度为止。

    在市场化体系中间,多数人受到“价格抑制”而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超越市场化生产方案,通过合作方式来解决。谢谢!

    提问:我向老田请教一个问题:在农民合作中乡镇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老田: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也尝试一下。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农民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组织和管理成本,这是古今中外的农民都选择“单干”的原因。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因为一个农民很少有足够的威信,对他的邻居行使管理权,换言之,就是说农民不可能完成自组织过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国家来承担组织和管理成本,同时由国家在外部供给管理文化,这样才使得农民的合作生产成为可能,人民公社是典型的外生型组织,组织和管理成本是从外部支付的。

    外生型组织的一个好处,是合作组织不会轻易解体,从理论上讲,不会解体的合作组织可以承受更高程度的民主监督。外生型组织的一个主要弊端是基层组织僵化,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要求不敏感,这需要发展出适当的民主参与模式来解决。

    合作组织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从过去的经验看,如果在一个大队的范围内实现全盘合作,上小学可以一文钱不要,赤脚医生今天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运作。如果合作的范围继续扩大乡镇一级,九年甚至十二年义务教育都可以不收费。在农业生产方面,合作的利益空间也是巨大的,兰考的胡砦合作社,一共有216多户人家,但是其中有195个农户买了动力抽水泵,每年使用的时间都很短,如果是合作生产的话,只需要1/10的投资就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机械化耕种。

    我们看到,实践中间的合作社,都主要是依靠部分农民积极分子不计报酬来为大家服务,以他们个人所积累的微薄威信来倡导大家合作。由于合作程度严重受制于个人威信的高低,合作社的组织程度,始终未能达到足以实现福利生产内部化的高度,潜在的利益空间无法在合作组织中间实现,福利消费中间的“高价格抑制”未能排除。

    如果乡政府参与合作组织的推进,并主动承担部分组织和监督成本,显然可以把农民的自组织水平提高一步,帮助实现更高程度的合作,逼近合作生产的利益空间。如果合作组织足够稳固,考虑到农民自身支付监督成本的意愿很低,乡政府也可以在引导农民的基层民主监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时代经常派工作队下乡,就是上级政府承担基层组织的监督成本的逻辑在起作用。在今天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乡政府可以和农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合作提高其组织程度,因为过低的组织程度无法实现潜在的合作利益,同时也可以在稳定的合作社中间引导农民的民主监督,保障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我只能就农民自组织障碍和合作生产的潜在利益空间,表述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我自己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这些事业如何很好地推进和实现,只有你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才是专家和权威,我得老实承认自己不知道。

     

     
  • 责任编辑: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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